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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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
（1999年10月11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9年11月27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根据2006年6月21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21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对经济困难的公民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人员，是指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第三条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领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实施。
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服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市律师协会应当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支持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维护律师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权益。
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第四条承办法律援助事务，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第五条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本市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范围的；
（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第六条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公民，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二）因工伤请求赔偿的；
（三）请求给予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劳动报酬的；
（四）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以及残疾人追索侵权赔偿的；
（五）请求国家赔偿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七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八条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法律援助包括以下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民事、行政诉讼代理和仲裁代理；
（三）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四）非诉讼代理；
（五）公证证明；
（六）其他法律服务形式。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他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凭证或者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
第十一条公民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受理：
（一）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行政给付义务机关为市级机关或者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行政给付义务机关为区级及区级以下机关或者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由所在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三）其他法律援助事项，可以由给付义务人、被请求人住所地的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也可以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对受理法律援助的管辖有争议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指定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由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其回避：
（一）是所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所申请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的。
第十三条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决定受理的，由申请人与法律援助机构签订《法律援助协议书》，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决定不予受理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十四条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民法院不在其所在地审判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十六条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其提供的个人信息保密；对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和相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配合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服务过程中，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及其他必要的配合与协助。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收取当事人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法律援助事项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中止或者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事项完成后及时将有关材料整理归档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第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遇有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服务。
第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便利。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调阅、查询有关材料的，经出示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应当免收相关费用；需要复制有关材料的，有关机关收取费用的标准不得高于复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费。
第二十条公民持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司法救助。
第二十一条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资金专项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分、处罚。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机构不依法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不支持其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分、处罚。
第二十四条因法律援助人员过错致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有关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按照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向受援人追缴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六条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错关你一天赔多少钱
-----我国人身自由权赔偿标准研究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王中
侵犯人身自由权的索赔代理还没有形成律师业务，我国法律界对赔偿标准的研究相对困乏在此领域也表现出来，量的不合理低水平毕竟也是一种不公正。错关你一天赔多少钱？去年黑龙江史延生一家七口人共被错押5101天，国家赔偿6650元，平均一天一元多一点。其实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标准没有低到这种地步,99年度每天是33、25元。该“人身自由权的国家定价”包括法官在内的各界人士还是认为赔偿标准低了些。本文试图通过重点讨论国家赔偿标准的缺陷，来思考民事赔偿标准，因为我国没有民事赔偿标准的法律规定，以此完善《国家赔偿法》及民法典人身自由权的有关规定。
一、《国家赔偿法》有关人身自由赔偿标准规定的缺陷
涉及国家赔偿的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行为包括违法拘留、非法拘禁、错误逮捕、错误劳教和执行刑罚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情形。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工资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应当以职工年平均工资除以全年法定工作日数的方法计算。年平均工资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国家统计局1999年4月在给人民法院、公安局、人民检察院函中：“职工每月法定工作天数，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为21、16天，实行每周44小时工作制的为23、33天。在具体操作中，应根据被赔偿对象的不同情况适用适当的法定工作天数。”
该赔偿标准的水平，国内各界包括立法者都认为是低水平的。与外国和其他地区的人身自由赔偿标准相比较更低。日本《刑事补偿法》规定，每日1000-—7200日元；台湾地区《1960年冤狱赔偿法》规定，每日15—25银圆，1983年为每日250—350元后又改为每日750—1050元，1991年改为每日3000—5000元； 德国《1981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及第二条规定，准用民法典的规定。
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判例统计，看该标准在执行中的问题。据本文统计，截止到本文完成为止，在人民法院刊物上登载的涉及人身自由权国家赔偿的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共 个，在《人民法院案例选》中登载的共124（99前），行政赔偿占86个，《国家赔偿法》生效后的判决为104个，涉及人身自由的为40个 个，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登载的共 个。《人民法院报》登载的共 个。
其中，关押最长的是 人民法院报（2000/8/12）的广西蒋启业地押11年3852天 ，最短的是 ，赔偿最低的是 年，平均每天 元，赔偿精神损害的有 个， 平均每日精神赔偿 元。判决支持赔礼道歉的有 个。
在本文查到的其他刊物案例中，关押最长的是〈羊城晚报〉（2000/10/20）报道的 ，错判入狱13年，最惨的是〈中国青年报〉（2000/11/6）报道的黑龙江省史延生一家七口人被无罪关押5101天，国家赔偿只赔偿人身自由权伤害6650元，平均每天一元多一点，要求的精神赔偿、赔礼道歉均被驳回。向国家索赔最长的是 二年多，易文娟被错误以“卖淫”刑拘24天，为了名誉，易文娟经过二年多时间最后得到的只有443、28元的金钱赔偿。
由此不难看出，该赔偿低标准的原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与全国职工工资挂钩随统计工资的相对下降而下降，而且计算方法不科学；二是实践中赔偿机关打了折扣；三是赔偿范围缩小，承担责任方式不完整导致整体标准降低；四是立法原旨就采取了象征性慰抚原则，这是标准的根本原因。正如应松年教授所说：“现行《国家赔偿法》立法的时候，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采取了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的原则，这个标准旨在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所需，而不是充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有人把它们归纳为——生存权保障原则。”
（一）、该标准与全国职工工资挂钩与计算方法问题。
工资日平均工资：节假日 我国的工资制度变化很大：而我国的收入中，工资是收入的一部分，如果错误关押的人是在职职工，还算是可以比较，而在职职工也是基本工资加奖金构成，奖金。按如果按在职职工的标准应与日平均收入来计算，即使如此，国家统计的收入一般不包括隐形收入。目前 国家的工资制度情况：
计算上，人身自由的标准实质上执行差别待遇，因为每个受害人的职业不同，法定工作日数不同标准就步一样。如私营企业老板与国家机关的工作日数差别很大，教师与企业职工的工作日数差别很大。私营企业老板实际工作时间可能是教师的两倍，但计算标准依法定工作天数计算不搞差别，但是对每周实行40小时与44小时的人却采取了差别计算方法，由此看出该计算方法的不科学性。
（二）、实践中赔偿机关打折扣问题
如《中国青年报》（2000/11/6）报道的史延生一家七口人被无罪关押共5101天，判决赔偿6650元，平均一天一元多一点，要求的精神赔偿、赔礼道歉均被驳回。其中，赔偿标准降低30多倍，要求的赔礼道歉没有按《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支持。该报（2000/10/30）报道的易文娟被错误以“卖淫”刑拘24天，为了名誉，易文娟经过二年多时间最后得到的只有443、28元的金钱赔偿，赔偿标准降低约10%，名誉权的侵害没有依法赔偿。这表现了官官相护、好面子思想的存在。200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某副院长全国国家赔偿法培训班讲话强调说，“要明确国家赔偿具有补偿性和后置性特点。”这种系统内的指导倾向性是不言自明的。
（三）、赔偿范围缩小与承担责任方式不完整问题。
赔偿范围缩小当然导致赔偿数额的降低。
》规定的赔偿范围是不全面的，没有细分，原规定就是一个数，造成损害不同补偿相同的不公平结果。我认为应当由二部分组成：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实际包括了两部分。如果两个人被错误关押的天数一样，而他们的受害程度不一样，有幼儿的和没有幼儿的，关押期间收入给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不一样，年轻时与年长时不一样，等等。
影响赔偿范围的侵害包括其他人身权和财产的损害。
1、 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同时可能侵害其他人身权——名誉权、荣誉权
等，《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同时侵害名誉权、荣誉权的，应当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但没有赔偿损失，这是不合理的一方面。
现在民事司法解释肯定了精神损害，《国家赔偿法》应参照该规定赔偿。
2、 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同时可能侵害相关权利——对该第三人负有必
要生活费的，就是因为侵害受害人自由权时，同时侵害了该被扶养人的扶养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此制，即采扶养丧失说的主张，认为不法侵害他人致死，如果死者生前对于第三人负有扶养义务，则加害人对该第三人负有必要生活费的赔偿义务，就是因为加害人侵害受害人生命权时，同时侵害了该被扶养人的扶养权利。”（《人身权法》P223）我更愿意把被扶养权当作一定情形下的附属权。 借用这种在民事领域生命权的赔偿范围理由，我认为同样适用人身自由权的赔偿，在侵害人身自由权时，尤其是错误关押一年以上的侵害，在限制人身自由期间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由自己承担不符合法律正义，况且即使赔偿的话，也仅赔偿必要的生活费——《国家赔偿法》的生活费标准是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标准，也就是说仅够维持生活需要的水平，赔偿的标准是比较低的，不会大幅加大国家的承担。德国《1981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3项规定：“因死亡、身体的完整或健康受损害以及被剥夺自由时，受害人对第三人未尽其依法在家务上或职业上应负担的义务而造成的损失，以定期赔偿。”该条对间接受害人不仅进行了赔偿，而且对间接受害人的范围做了扩大的解释，包括家务上、职业上的受害方。
其次，国家采取限制或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权时，对社会公开的方式是拘留、逮捕、判刑等涉及一个人的名誉、荣誉。但问题一是实践中很少判决同时侵犯了民誉权、荣誉权，承担方式上很少判决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有的案件明明是国家机关错了，也判决国家赔偿了，但就是对受害人要求的赔礼道歉不支持，匪夷所思；二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即使认定构成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的，没有金钱赔偿的法律规定，这是它的缺陷。
（四）、立法者对赔偿标准的意旨。
在《国家赔偿法（草案）说明》中“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的：第一 ，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适当的弥补 ；第二， 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务能够负担的状况 ；第三， 便于计算， 简便易行。”即理论上采取国家有限豁免的补偿原则不是赔偿原则；其次考虑赔偿负担能力情节；还要方便赔偿机关计算。
世界上，国家赔偿标准分全部赔偿、补偿、慰抚三种赔偿原则。我国虽然立法者试图采取补偿原则，但具体立法标准与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挂钩的结果，实际采取了象征性慰抚原则，这造成立法目的与立法条文脱钩。如果坚持国家补偿原则，应修改《国家赔偿法》的第二十六条规定。我认为，目前阶段采取补偿原则是适宜的。慰抚原则深受国家豁免论的影响，具体赔偿不是国家责任有限豁免而是国家责任基本豁免。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与国家的目的与作用学说发展等展示了国家责任全部豁免、基本豁免的落后，尤其国家赔偿理论的世界发展更让人们对国家赔偿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当前国家补偿责任的发展也促使国家赔偿责任向全部赔偿原则发展，试想，如果国家征收等合法行为都采取国家补偿原则，而对违法行为却采取低于合法行为的慰抚赔偿标准，情理不符。
关于赔偿考虑国家负担能力问题，过分担心了国家的财务负担状
况，也过分估计了老百姓的索赔积极性和索赔能力。据 ，深圳的国家赔偿基金 内蒙古
赔偿考虑侵害人的负担能力是越来越被接受。但在国家赔偿案件中，因为我国的错案追究赔偿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导致赔偿由国家全部承担的结果。这实际上豁免了“错误执法责任”。如果说执法难面有错，那很容易理解“补偿”原则，目的鼓励执法，吸引优秀人才。但手我握权力的执法者，《国家赔偿法》也赋予了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也是可以免掉许多赔偿数额，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公认的法理是，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不能免责，即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全部赔偿”。何况《国家赔偿法》已经确立了国家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者的追究赔偿责任，国家没有多掏那部分钱，实际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者承担了“全部赔偿-补偿”的差价，国家负担没有加重，国家承担的还是“补偿原则”，但对受害人来讲是全部赔偿，如果国家机关不追究故意或重大过失者的责任，那是国家的事，不能以自己不去追偿就来抗辩对受害人少陪，这明摆着是让受害人承担了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违法者的责任了吗！这真么能够实现《国家赔偿法》的法律功能：救济、惩罚、预防。没有惩罚，救济不够，避免错误执法的“预防”功能，提高执法水平又从何谈起呢。
从另一方面索赔讲，国家的实际负担没有预料那么重，因为在当前环境下，放弃国家索赔的不少，索赔的有很多难处，索赔难比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难。索赔多年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如《羊城晚报》（2000/8/10）报道的洛阳陈红杰蒙冤4年，至今在讨说法。国家责任并不是采取国家机关错了主动认错赔偿的方式。
我国赔偿标准采取了“一刀切”计算方式，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计算是方便了，但不考虑实际情况，用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是因小失大。“因为追求效率的程序设计牺牲实体公正，与人民法院努力实现公正、效率的司法价值目标不符。”（最高院
我国1963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冤狱补助费问题的复函》中一律不补发；1985年9月13日劳动人事工资局《关于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的复文》采取基本补发工资。当然补发工资因每个人的工资不同补发的标准也不一样，当前采取全国一个标准，每日33、25元对广州的人员与兰州的人员的生活分量是不同的。日本、台湾地区都没采取一个数额，何况我国地域广阔生活与收入水平差别较大的现实也决定了全国一个数额标准有失正义，不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补偿目的。
二、我国人身自由权的民事赔偿标准
人身自由权没有在《民法通则》中确认，所以过去有的认为人身自由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政治权利，具体保护方法主要依靠《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保护。随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家赔偿法》对人身自由权的立法承认，当前人身自由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经没有争议了。
关于民事赔偿却还是个漏洞。按法理上有权利就有救济原则讲，只有人身自由权，却没有民事赔偿的理论与规定，就如同事物只有正面没有背面，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该事物，不存在民事领域的人身自由权。
我国《刑法》对非法拘禁定罪处理，并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规定，但因民事法律就没有侵害人身自由权赔偿规定导致无法实现，也没有检索到一起这方面的案例。在单纯民事领域，有关人身自由权民事赔偿标准的案例和研究文章还没有检索到，虽然现实中多次出现为了讨债扣押人质、非法拘禁的案件，如福建某县法院对两人为讨债非法拘禁债务人，被判有期徒刑，但也没有受害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的报道。（2001年01月10日人民法院报） 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人身自由例子南方某外资企业，禁止职工周末外出；某矿工医院领导未经本人和家属同意派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强制住院医疗38天，医院结论为：“未发现明显精神症状，故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1988/5/28安徽法制报）等等， 一方面侵犯人身自由的民事案件并不鲜见，另一方面对具体的赔偿问题，却难以见到，由此对此研究的必要性。
理论界，比较系统和深入研究的是杨立新著的《人身权法论》。该书对赔偿标准推荐两个方法：“当侵害人身自由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时，可以参照《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赔偿责任。按照《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的按日定额赔偿，亦为较好的办法，也可以参照适用。”（P585）遗憾的是该书对此没有分析两个标准的很大差别及其适用的不同意义。
在法律实务界，具有人身自由权赔偿法里程碑意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一次在司法界确认了人身自由权作为民事人格权的法律地位，其次肯定了精神抚慰金赔偿，但从精神赔偿领域的角度和范围谈赔偿标准，对其他损害方面没有规定，即该范围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山西省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管理办法
山西省政府
（1989年11月10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3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的管理，保障人民身心健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办医，是指具有法人资格，具备本办法规定的办医条件的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大专院校、机关、部队、企业单位、集体组织等自筹资金兴办的医疗、预防保健、医学咨询、康复疗养等各类医疗服务机构。
本办法所称个体行医，是指具备本办法规定的行医条件的个人所从事的医疗、康复等服务活动。
第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对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社会办医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场所和资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不少于二十张病床；门诊部、诊疗室、接生站等可不设病床，但需有固定的急诊观察床三至五张。
（二）有专职医务人员。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不少于十五人，其中主治医师不少于二人；门诊部不少于十人；诊疗室不少于三人；接生站的专职助产士不少于二人；妇产科诊所须有女工作人员。
（三）有相应的医疗器械、药品、消毒、隔离、抢救等基本设施。
第五条 个体行医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开业地点、房屋。
（二）有一定的医疗设备，器械和常用药品。
（三）在开业地有固定住址和户籍。
（四）中医、西医、助产和医技人员在农村行医须取得医士以上，在城市行医须取得医师以上技术职称。
（五）针灸、按摩、正骨、草药医须经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单项专业证书。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申请行医：
（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医疗卫生单位的在职人员。
（二）被撤销行医资格者。
（三）精神病患者和传染病患者。
（四）其他不适于行医的。
第七条 凡申请社会办医或个体行医的单位或个人，均应向当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本办法规定的办医条件的有关证明和材料，由卫生行政部门按下列程序审批：
（一）开设五十张以下病床的，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地、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二）开设五十张以上病床的，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经地、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三）个体行医，应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地、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八条 经批准的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由批准机关发给《社会办医许可证》或《个体行医许可证》。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经批准领取《社会办医许可证》或《个体行医许可证》后，方可开业。
第九条 在外省市取得社会办医注册证和个体行医许可证，来我省办医和行医者，须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由地、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条 国际民间友人、外籍华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来本省开办医院、诊疗所或应聘来本省行医者，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以经营药品为主的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除执行上述规定外，须由所在地药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发给《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后，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并按规定向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
第十二条 个体行医可设立药柜，其所备用的常见病治疗和急症抢救药品种类须经原审批机关核准，不得经营麻醉、剧毒、放射性药品，不得出售非就诊病人的药品，不得自行加工制剂。
个体行医有特殊疗效的配方，可以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指定取得《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的单位代为加工。所加工药品，只供自用，不得在市场上销售。
第十三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变更名称、执业地点、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以及撤销或兼并，均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务人员医德规范》，树立高尚医德，坚持质量第一。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应接受卫生、工商行政管理、物价、药品管理、财税、审计等部门依法进行的检查监督。
第十五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有责任承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安排的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传染病防治和疫情报告、医疗抢救等任务。
第十六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聘用的医疗技术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非医疗技术人员不得从事医疗技术工作。
第十七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八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启用印章，应报原审批机关备案。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应依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必要的医疗档案、医疗文书及收费制度。
第十九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在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发布业务广告，须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发挥卫生工作者协会、个体开业医协会、农村卫生协会等行业管理组织的作用，加强对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行业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在工作中，成绩突出，对卫生事业有重大贡献者，当地人民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表扬、奖励。
第二十二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违反本办法或国家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批评教育，并分别给予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业、吊销《社会办医许可证》或《个体行医许可证》，没收非法所得等处罚，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和未取得《社会办医许可证》或《个体行医许可证》，擅自开业或擅自变更开业地点、扩大业务范围的。
（二）严重违反医疗程序和规程，管理混乱、医疗文书不健全，造成严重医疗后果的。
（三）使用伪劣、过期失效药品、欺骗群众的。
（四）擅自提高医疗收费标准或滥收费的。
（五）医德败坏，医疗作风恶劣，弄虚作假，坑害病人的。
罚款或没收的非法所得一律上缴国库。
第二十三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发生医疗事故，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卫生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机关进行举报。
第二十五条 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1980年11月22日批转省卫生厅《关于开业医生的暂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89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