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11:11:16 浏览:8697
来源:法律资料网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2001-05-31
教高厅[2001]6号
为了加快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建设，提高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水平，我部决定在原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课委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课委会是在教育部领导下，对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工作进行研究、指导和咨询的专家组织。
二、课委会的工作任务是：
（一）参与制定、修订《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其它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指导文件。
（二）参与拟定、实施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材建设规划，并开展国内外教材的评介工作。
（三）指导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工作，组织调查研究，推广教学改革经验，组织教师培训和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
（四）负责组织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试题库建设，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对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的质量进行检测和评估。
（五）负责组织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的CAI课件、网络课程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建设工作。
三、课委会下设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专科层次）（以下简称“考委会”），专门负责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试题库建设和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质量的检测和评估工作。
四、本届课委会和考委会自即日起成立，任期4年。课委会设主任委员1人，顾问1人，副主任委员4人，委员若干人，联络员1人；考委会设主任委员1人，顾问1人，副主任委员3人，委员若干人，联络员1人。考委会下设考试办公室，负责考试日常事务工作。我部将向课委会和考委会成员颁发聘书。
五、课委会和考委会要根据高职高专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认真制定《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等教学文件，做好高职高专院校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检测和评估工作，推进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的改革与建设，使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质量有明显的提高。各高职高专院校要积极支持课委会和考委会的工作。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委员： 孔庆炎（大连理工大学）
顾问： 刘鸿章（上海交通大学）
副主任委员：安晓灿（长春工程学院） 余渭深（重庆大学）
刘黛琳（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杨亚军（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晓明（金陵职业大学） 任良耀（黄山高等专科学校）
伍忠杰（电子科技大学） 刘援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刘然 （沈阳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朱晓申（温州大学）
吴国良（宁波高等专科学校） 张权 （第一军医大学）
张敏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张虎飞（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李正义（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陈凤德（张家口农业高等专科学校）
柳青军（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夏立华（鸡西煤炭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徐小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晨梅梅（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曹玉泉（天津职业大学） 黄晓红（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韩旭 （江苏公安专科学校） 鲁洁 （郑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楼迎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联络员： 周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专科层次）成员名单
主任委员： 刘鸿章（上海交通学）
顾问： 孔庆炎（大连理工大学）
副主任委员：余渭深（重庆大学） 向前进（广东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李正义（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志刚（上海交通大学） 包兰宇（北方交通大学）
刘援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安晓灿（长春工程学院）
李正农（成都大学） 沙韵（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范菊芬（上海理工大学） 赵维莉（东华大学）
办公室主任：刘援 （兼）
副主任： 罗鹏 （上海交通大学）
联络员： 周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我国《合同法》将赠与的撤销明确区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并对任意撤销的行使及限制,法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规定。法律确立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对平衡受赠双方利益,最大程度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
一、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内涵释义
赠与,谓因当事人之一方,以自己之财产为无偿给与他人之意思表示,经他方允受而生效力之契约。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所以,赠与合同本身是一种契约,须双方达成合意才可成立。从赠与合同的性质来看,赠与合同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然而,作为一种单务合同,在赠与关系中,仅有赠与人负担给付的义务,而无受赠人承担相应对价的义务。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基于自己的意思而撤销赠与。《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在关于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学界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持诺成合同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与传统观念和司法实务作为实践合同有质的差别。其理由大致为,合同法没有像保管合同那样将赠与合同明文规定为实践合同,也没有将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司法解释精神纳入。依据《合同法》第25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及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赠与合同采纳了诺成合同说。而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对于赠与合同性质的规定,既不同于德国、日本民法的有关规定,也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折衷方式以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有人认为,目前一些人将我国赠与合同解释为实践合同,是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而又没有考虑立法者在赠与合同上的划分。德国民法并非将合同划分为书面赠与合同与口头赠与合同,而是将赠与合同划分为:(1)普通赠与合同(包括一般书面赠与合同和口头赠与合同);(2)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3)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将普通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将后二者规定为诺成合同。
二、我国任意撤销权存在问题
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任意撤销权与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相冲突。我国《合同法》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了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合同没有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其应对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而受到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缔约过失责任做了规定。而赠与合同中,立法者为了维护赠与合同中无偿赠与人的权益赋予其任意撤销权,使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没有移转之前,有权单方撤销赠与使合同关系解除,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可见,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忽略了对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付出的成本损失的维护,这与《合同法》对信赖利益的规定相冲突。
(二)任意撤销权缺少对受赠人权益的保护。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只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人则只享有要求赠与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立法者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制度。而大多情况下,受赠人需要给予赠与人一定的方便,从而使赠与人获得无法衡量的利益回报,此时受赠人的付出是无法以简单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法律应当考虑赋予受赠人相应地撤销权。虽然受赠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很小,但法律不能因此就忽视对受赠人权益的维护。
(三)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不协调。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与此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行使条件不同。法定撤销权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而任意撤销权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定事由,赠与人可以任意行使。其次,二者的行使时间不同。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一般是在赠与物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行使。再次,权利主体不同。法定撤销权是由赠与人和赠与人的继承权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一般是由赠与人行使。
(四)任意撤销权行使期间限制缺失。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没有除斥期间的规定,这就使赠与合同因为赠与人长期不行使任意撤销权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交易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不利的影响,对法院等部门正确处理纠纷、作出判决也增加了难度。
三、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完善
(一)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单方撤销赠与合同后只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赠与人要赔偿受赠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所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的支出、准备履行过程中的支出等费用。关于赠与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应包括三方面:首先,一方缔约人有过错,此种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一般情况下的过错缔约人是指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当受赠人有过错时,赠与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是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其次,缔约过失责任是由于赠与人的行为导致赠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由于赠与合同是无偿的,法律更加注重对赠与人权益的维护。最后,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还需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所以在没有损害事实时,是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因为此时受赠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减少,赠与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二)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408条也规定:“赠与物之权利未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可见,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明确规定了任意撤销权是赠与人的权利,排除了受赠人的适用。这是法律对无偿赠与人权利保护侧重的结果,但是这种是否完全合理却值得商榷。而《日本民法典》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进行的赠与,各当事人可撤销。但已履行的部分,不在此限。”所以,本文建议吸取日本法的规定,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赠与合同虽说是赠与人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合同,但我们不能排除受赠人在赠与合同订立之后可能产生不接受赠与的情况,法律不能一味地保护赠与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受赠人的权益,故本文认为法律应当赋予受赠人一定条件下撤销权,使其权利也能得到很好地维护。
(三)明确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责任。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后应当承担相应地责任。因根据民法相关规定,只有在当事人有实际的损失存在时,才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物转移之前,其财产权利是属于赠与人享有的,受赠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所以赠与物在转移之前毁损灭失,原则上不会对受赠人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没有实际损失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让赠与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与基础。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侵权的首要条件就是看是否存在损害事实。但若按照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赠与人的责任,对受赠人来说未免有失公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无偿赠与人承担的给付义务是没有对价的,当一定事由发生时行使任意撤销权是不存在过错的,而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作出的一定行为也是无过错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平衡受赠人与赠与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明确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依法约定的对于某种权利所预定的存续期间,又称预定期间 。由于可撤销的合同往往只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等问题,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接受这一合同的结果,这种合同就是有效地。但如果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人长时间地不行使撤销权,就会使赠与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又不利于交易地进行,同时也使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是否准予撤销赠与合同这类纠纷时,由于合同订立时间过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故赠与人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即需要规定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合同法应就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规定的更为详细些,因为在合同成立后财产权利转移前可能有较长的时间,受赠人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做好了接受赠与的准备,不应让受赠人期待太久而使其信赖利益落空,所以应仿效法定撤销权一样规定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中国政府 波兰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２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４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有效防止检疫性病、虫、杂草（以下简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有利于促进贸易以及植物和植物产品的交流，加强两国植物检疫等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
（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通过植物和植物产品贸易或其他任何方式，从缔约一方领土传入另一方的领土，以符合另一方的植物检疫要求。
（二）相互将其领土上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及新发生的有害生物的分布及防治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三）交换正在执行的有关植物检疫的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包括国家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缔约双方须在本协定生效后六十天内交换此名单。
（四）通过专家互访交流植物检疫领域中取得的成果和交换有关科学研究方面的资料。
（五）必要时，可在植物检疫领域内，相互提供科学和技术帮助。
（六）双方及时交换在执行本协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第二条 进出口植物和植物产品，须经缔约双方各自建立的检疫部门实施检疫。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一方输往另一方的植物或植物产品，必须附有官方的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用英文写成，证明植物或植物产品不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符合缔约另一方植物检疫要求。但不排除缔约另一方有权对其实施检疫和采取必要的植物检疫措施。
输出的植物和植物产品不得带有土壤。
本协定适用于一切贸易和非贸易性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第四条 任何一方的入境人员以任何形式携带的植物或植物产品进入另一方领土，须主动向入境国口岸植物检疫机关申请检疫。
双方外交使团赠送、交流或自用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应按缔约双方各自的规定办理检疫手续。
第五条 出口货物的包装材料可考虑使用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材料，避免使用可能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稻草、叶子、树皮或农林产品的其他部分作包装，如使用稻草等材料作包装，应符合缔约另一方的检疫要求。
装载植物或植物产品的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干净，必要时要进行熏蒸消毒处理，并由输出国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出具相应的检疫证书和熏蒸证书。
第六条 缔约双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从第三国将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各自的领土。过境的植物或植物产品，必须附有植物检疫证书，符合进口一方的植物检疫规定。
第七条 协调本协定的主管部门：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
波方为波兰共和国农业和食品经济部植物检疫局
为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实际问题，交流两国植物检疫方面的工作经验和科研成果，经缔约双方主管部门协商后，可派专家互访和召开会议。会议的时间、地点及费用由双方商议后决定。
第八条 根据本协定进行的各项活动应符合缔约双方的植物检疫法律和规章。
本协定不影响缔约各方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或多边有关植物检疫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相互书面照会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果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波兰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波兰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 江 安杰伊·希米坦科
（签字）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