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请设立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的复函[2003]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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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设立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的复函[2003]34号
关于申请设立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的复函 国权办[2003]34号
北京科龙寰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请求批准指定涉外著作权代理机构申报材料》收悉。
根据国家版权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六条规定，申请设立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应向申请机关提供以下材料：书面申请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文件、章程及业务范围、人员名单及简历、住所证明。
经审查，你公司上报的申请材料不符合审报要求，根据《办法》第五条的规定，现退回申请材料。
二OO三年九月三十日
国家版权局办公厅
2003年10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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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是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因内心忏悔而自我救赎的行为；“赎刑”则是以减轻处罚为目的而进行的财物与刑罚的交换，赎罪与赎刑二者之间有很大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人愿意做出赔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换取轻刑，而赎罪有时也确实会带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但是，时下的现象是：此处的“一些”和“有时”往往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省略，以至于在“赔钱”和“减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勾连——赔钱即可减刑。而如此省略，于法学理论、于民众情感都罪莫大焉。“赎”与“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回归“赎罪”与“赎刑”两个概念的本质及其区别，重新认识犯罪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地对待“赔钱减刑”这种社会观点。
赎罪出自犯罪人的内心忏悔，而赎刑出自犯罪人的外在渴求。在希伯来语中，“赎罪”有“擦拭心灵”之意。犯罪人只有在内心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和行为的错误之后，才会有悔悟之情，心生赎罪之念。而赎刑则意在减轻或者避免自身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未必是真心悔罪的表现。
赎罪更具有道德意义，而赎刑更具有功利目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识。人区别于神，犯错在所难免；同时人也区别于动物，因为人在犯错之后会反省、弥补，此即为赎罪。不会赎罪的人，与禽兽无异。由此，犯罪人因犯罪后的内心煎熬而生发的赎罪行为，便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意义。而赎刑则主要是犯罪人在刑罚轻重和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利益衡量：交钱还是受刑，孰轻孰重？如何以尽量小的经济代价来免除尽量多的刑罚？通过衡量，犯罪人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方式，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赎罪是为人的，而赎刑是为己的。
赎罪的方式多种多样，由犯罪人自动选择，而赎刑的方式一般是交付货币。如何“赎罪”？道歉、握手、赔偿、做义工，甚至帮助其他犯罪人忏悔，都可以是赎罪的表现。当然，赎罪方式以及赎罪程度的选择，取决于犯罪人悔罪的深度——有人因为一次过失而抱愧终身不能解脱，也有人罪孽深重却仍一笑付之。而赎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物品或劳役作赎，但主要是以货币作赎。“赎”字以“贝”为偏旁，原义即“质也，以财拔罪也”（《说文解字》）。至于赎刑所需交付的货币量，历代刑法中也有分门别类的明确规定，一目了然，不由犯罪人自己做主。
既然赎罪与赎刑存在上述区别，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行为呢？
尽管让每一个犯罪人都赎罪非常困难，但是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尽量地鼓励犯罪人赎罪。近年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思潮，以及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刑事和解运动，都旨在从制度上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会面、沟通、协商、道歉，用实际行动赎罪的空间。鼓励犯罪人的赎罪与鼓励被害人的宽恕，这是刑法向人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倡导赎刑，因为从刑法逻辑上讲，刑罚的高低，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赎刑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故并不必然能够达到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其一，犯罪人赔钱，未必代表犯罪人是真心悔罪，还可能是其自身富有或者家族富有，花钱买刑，因此不能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其二，即便犯罪人真心悔罪、愿意赔钱，但是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仅仅是物质损失，往往还有精神上遭受的创伤，仅仅赔偿物质损失，尚不足以遏制犯罪，而非物质性损失与物质性赔偿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对于犯罪人提出的赔偿，被害人未必接受和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并不因赎刑行为就得以化解；其三，即便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和谅解，但是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直接被害人，还包括间接受到伤害的社区乃至社会，犯罪人仅仅赔偿被害人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单纯的赔偿不足以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更不足以抹杀犯罪人对被害人以外的被害群体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最大区别所在。犯罪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在刑事司法领域绝对不允许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进行“私了”。
我国目前尝试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鼓励赎罪，反对赎刑。有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减刑”、“花钱买平安”，因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持保留意见。事实上，不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还是该制度背后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均没有赎刑或者“赔钱减刑”的生存余地。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赎刑不仅往往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还伤害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潜在被害人，强化了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仇富心理。既然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又如何会鼓励赎刑呢？
当然，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刑事和解制度也并不排斥用货币的方式赎罪，但是“用货币赎罪”并不等同于“赎刑”，因为这种赎罪方式能否达到减刑效果，根本上看，要取决于赎罪行为是否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符合以下条件：其一，赎罪以真诚悔罪为前提。真诚悔罪及赎罪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表现，没有真诚悔罪表现的赔钱行为不能作为减刑依据。其二，减刑不能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立法框架是对特定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基本判断，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因此，在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犯罪人进行了物质赔偿就予以减刑或者免刑。事实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是这样的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于有赎罪表现的犯罪人，可以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如果同时还有其他减轻、免除型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免除刑罚；对于酌定起诉类型的案件，达成赔偿协议的，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免于起诉或者免除刑罚。
由此可见，罪可赎，刑不可赎。如果行为人通过赔偿真诚赎罪，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其刑罚也相应地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但绝不是只要赔钱就必然减刑。赔钱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减刑的充分条件。“赔钱减刑”忽视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误解，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避免对社会公众造成“刑法私法化”和“公权私用”的误导。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内外汇担保履约及对外担保、外债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州分局：
广州汇报（1999）25号《关于外汇担保项下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现就你局请示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国内外汇担保履约
（一）担保人为金融机构的，原则上担保人不得购汇履约。金融机构以自有外汇履约时，凭受益人索付通知书、债务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自行办理履约手续。
（二）担保人为非金融企业法人的，担保人以自有外汇履约时，凭受益人索付通知书、债务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办理履约手续；担保人须购汇履约的，必须先使用自有外汇，不足部分，经外汇局批准后，方可购汇履约。担保人提出购汇申请时，须提供受益人索付通知
书、债务主合同、担保合同、债务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担保人履约后，即拥有对债务人相应债权，债务人在偿付担保人垫款时，如担保人已购汇，则债务人应支付人民币；如担保人未购汇，债务人应首先使用其自有外汇支付，不足部分可以购汇支付。
二、关于对外担保与外债登记
我国对对外担保和外债登记采用属地管理原则，今后仍将坚持这一原则。
广州汇报〔1999〕25号 1999年3月11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
现就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外汇保函项下垫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粤中银贸〔1999〕7号）中提出的外汇担保项下的有关问题请示如下：
一、关于国内外汇担保履约的问题。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来文提出：国内外汇担保不属于对外担保，不纳入《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管辖范围，其他法规亦未对此项业务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我分局明确该业务项下担保人履约赔付的手续及被担保单位购汇偿还担保人垫款所需凭证。
由于目前对国内外汇担保的管理尚无明确规定，因此不宜对其履约进行核准。但根据对总局《关于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汇发〔1998〕21号）中有关资本项目结汇、售汇和付汇及境内划转业务和专用帐户开立一律须经外汇局审批规定的理解，我分局认为：国
内外汇担保中担保人以自有外汇履约的，可由担保人自行办理；担保人购汇履约的，须事先经外汇局批准，购汇支付超过1000万美元（含1000万美元）的，应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国内外汇担保中担保人履约后，被担保人对担保人垫款偿付的手续如何办理、是否须经外汇局审批，目前也没有明确规定，请总局一并答复。
二、关于对外担保登记与外债登记合一的问题。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提出：保函的开出通常在办理外债登记之前。保函开出后，担保人只能督促而无法约束债务人办理外债登记。为了保证担保人担保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建议将担保登记和外债登记合一。
根据《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和《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债登记和还本付息的核准在债务人所在地外汇局进行，担保登记和担保履约核准在担保人所在地外汇局进行。我分局认为：由于担保人与债务人的属地可能不同，外债登记
与担保登记合一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困难。因此，担保人出具担保后，应督促债务人及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以上意见妥否，请予明示。
三、担保履约后的垫款追收问题。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提出：担保人担保履约后，部分地方外汇局根据总局不得购汇偿还逾期贷款的规定，不同意债务人购汇偿还垫付款，使担保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鉴于国内外汇担保担保人履约后，债务人能否购汇偿还担保人外汇垫付款尚无明确规定，对此问题亦有待总局明确。
专此请示，祈请批复。
1999年6月1日
赎罪出自犯罪人的内心忏悔，而赎刑出自犯罪人的外在渴求。在希伯来语中，“赎罪”有“擦拭心灵”之意。犯罪人只有在内心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和行为的错误之后，才会有悔悟之情，心生赎罪之念。而赎刑则意在减轻或者避免自身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未必是真心悔罪的表现。
赎罪更具有道德意义，而赎刑更具有功利目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识。人区别于神，犯错在所难免；同时人也区别于动物，因为人在犯错之后会反省、弥补，此即为赎罪。不会赎罪的人，与禽兽无异。由此，犯罪人因犯罪后的内心煎熬而生发的赎罪行为，便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意义。而赎刑则主要是犯罪人在刑罚轻重和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利益衡量：交钱还是受刑，孰轻孰重？如何以尽量小的经济代价来免除尽量多的刑罚？通过衡量，犯罪人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方式，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赎罪是为人的，而赎刑是为己的。
赎罪的方式多种多样，由犯罪人自动选择，而赎刑的方式一般是交付货币。如何“赎罪”？道歉、握手、赔偿、做义工，甚至帮助其他犯罪人忏悔，都可以是赎罪的表现。当然，赎罪方式以及赎罪程度的选择，取决于犯罪人悔罪的深度——有人因为一次过失而抱愧终身不能解脱，也有人罪孽深重却仍一笑付之。而赎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物品或劳役作赎，但主要是以货币作赎。“赎”字以“贝”为偏旁，原义即“质也，以财拔罪也”（《说文解字》）。至于赎刑所需交付的货币量，历代刑法中也有分门别类的明确规定，一目了然，不由犯罪人自己做主。
既然赎罪与赎刑存在上述区别，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行为呢？
尽管让每一个犯罪人都赎罪非常困难，但是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尽量地鼓励犯罪人赎罪。近年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思潮，以及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刑事和解运动，都旨在从制度上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会面、沟通、协商、道歉，用实际行动赎罪的空间。鼓励犯罪人的赎罪与鼓励被害人的宽恕，这是刑法向人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倡导赎刑，因为从刑法逻辑上讲，刑罚的高低，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赎刑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故并不必然能够达到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其一，犯罪人赔钱，未必代表犯罪人是真心悔罪，还可能是其自身富有或者家族富有，花钱买刑，因此不能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其二，即便犯罪人真心悔罪、愿意赔钱，但是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仅仅是物质损失，往往还有精神上遭受的创伤，仅仅赔偿物质损失，尚不足以遏制犯罪，而非物质性损失与物质性赔偿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对于犯罪人提出的赔偿，被害人未必接受和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并不因赎刑行为就得以化解；其三，即便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和谅解，但是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直接被害人，还包括间接受到伤害的社区乃至社会，犯罪人仅仅赔偿被害人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单纯的赔偿不足以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更不足以抹杀犯罪人对被害人以外的被害群体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最大区别所在。犯罪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在刑事司法领域绝对不允许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进行“私了”。
我国目前尝试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鼓励赎罪，反对赎刑。有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减刑”、“花钱买平安”，因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持保留意见。事实上，不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还是该制度背后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均没有赎刑或者“赔钱减刑”的生存余地。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赎刑不仅往往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还伤害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潜在被害人，强化了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仇富心理。既然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又如何会鼓励赎刑呢？
当然，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刑事和解制度也并不排斥用货币的方式赎罪，但是“用货币赎罪”并不等同于“赎刑”，因为这种赎罪方式能否达到减刑效果，根本上看，要取决于赎罪行为是否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符合以下条件：其一，赎罪以真诚悔罪为前提。真诚悔罪及赎罪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表现，没有真诚悔罪表现的赔钱行为不能作为减刑依据。其二，减刑不能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立法框架是对特定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基本判断，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因此，在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犯罪人进行了物质赔偿就予以减刑或者免刑。事实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是这样的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于有赎罪表现的犯罪人，可以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如果同时还有其他减轻、免除型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免除刑罚；对于酌定起诉类型的案件，达成赔偿协议的，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免于起诉或者免除刑罚。
由此可见，罪可赎，刑不可赎。如果行为人通过赔偿真诚赎罪，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其刑罚也相应地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但绝不是只要赔钱就必然减刑。赔钱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减刑的充分条件。“赔钱减刑”忽视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误解，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避免对社会公众造成“刑法私法化”和“公权私用”的误导。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内外汇担保履约及对外担保、外债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内外汇担保履约及对外担保、外债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州分局：
广州汇报（1999）25号《关于外汇担保项下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现就你局请示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国内外汇担保履约
（一）担保人为金融机构的，原则上担保人不得购汇履约。金融机构以自有外汇履约时，凭受益人索付通知书、债务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自行办理履约手续。
（二）担保人为非金融企业法人的，担保人以自有外汇履约时，凭受益人索付通知书、债务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办理履约手续；担保人须购汇履约的，必须先使用自有外汇，不足部分，经外汇局批准后，方可购汇履约。担保人提出购汇申请时，须提供受益人索付通知
书、债务主合同、担保合同、债务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担保人履约后，即拥有对债务人相应债权，债务人在偿付担保人垫款时，如担保人已购汇，则债务人应支付人民币；如担保人未购汇，债务人应首先使用其自有外汇支付，不足部分可以购汇支付。
二、关于对外担保与外债登记
我国对对外担保和外债登记采用属地管理原则，今后仍将坚持这一原则。
广州汇报〔1999〕25号 1999年3月11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
现就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外汇保函项下垫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粤中银贸〔1999〕7号）中提出的外汇担保项下的有关问题请示如下：
一、关于国内外汇担保履约的问题。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来文提出：国内外汇担保不属于对外担保，不纳入《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管辖范围，其他法规亦未对此项业务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我分局明确该业务项下担保人履约赔付的手续及被担保单位购汇偿还担保人垫款所需凭证。
由于目前对国内外汇担保的管理尚无明确规定，因此不宜对其履约进行核准。但根据对总局《关于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汇发〔1998〕21号）中有关资本项目结汇、售汇和付汇及境内划转业务和专用帐户开立一律须经外汇局审批规定的理解，我分局认为：国
内外汇担保中担保人以自有外汇履约的，可由担保人自行办理；担保人购汇履约的，须事先经外汇局批准，购汇支付超过1000万美元（含1000万美元）的，应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国内外汇担保中担保人履约后，被担保人对担保人垫款偿付的手续如何办理、是否须经外汇局审批，目前也没有明确规定，请总局一并答复。
二、关于对外担保登记与外债登记合一的问题。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提出：保函的开出通常在办理外债登记之前。保函开出后，担保人只能督促而无法约束债务人办理外债登记。为了保证担保人担保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建议将担保登记和外债登记合一。
根据《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和《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债登记和还本付息的核准在债务人所在地外汇局进行，担保登记和担保履约核准在担保人所在地外汇局进行。我分局认为：由于担保人与债务人的属地可能不同，外债登记
与担保登记合一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困难。因此，担保人出具担保后，应督促债务人及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以上意见妥否，请予明示。
三、担保履约后的垫款追收问题。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提出：担保人担保履约后，部分地方外汇局根据总局不得购汇偿还逾期贷款的规定，不同意债务人购汇偿还垫付款，使担保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鉴于国内外汇担保担保人履约后，债务人能否购汇偿还担保人外汇垫付款尚无明确规定，对此问题亦有待总局明确。
专此请示，祈请批复。
1999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