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业银行授权分行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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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银行授权分行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商业银行授权分行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银发[1998]137号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
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建立以来，已有部分商业银行总行授权其分行进入市场从事拆借业务。为进一步明确有关问题，现通知如下：
一、各商业银行总行可以根据本行资金管理的实际情况，决定授权省级分行加入全国一级拆借市场，从事信用拆借、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
二、在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最高信用拆借资金余额内，由各行自行决定其授权分行的最高信用拆借资金余额。人民银行仍对各商业银行以法人为单位考核最高信用拆借资金余额。
三、加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商业银行分行进行信用拆借、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的民事责任由各商业银行总行承担，商业银行法人内部机构之间不得进行信用拆借、债券回购与现券交易。
四、准备进行授权的商业银行总行要将授权分行的名单、授予的最高信用拆借资金余额、债券回购与现券交易权限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各商业银行要加强对授权分行的管理，建立严格的内部授权和外部授信制度，有效控制拆借风险。
1998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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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的产权制度与有效竞争
王春晖
从哲学的角度讲，构成事物的多种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种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也是矛盾特殊性的重要表现。 主要矛盾是在一个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纵观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历程，笔者认为中国电信业有效竞争无法形成的主要矛盾是产权问题。虽然中国电信业在引入竞争机制以来经历了数次拆分和重组，但是新的市场进入者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结果是仅仅打破了厂商界面的垄断，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即使是已经上市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其公司可流通的股份在其资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可流通的份额和可用于市场化决策的权力是不对称的。例如，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75.7%的股权，而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则属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实际上中国移动集团持有上市公司75.7%的股权，剩余24.3%的股份由公众人士持有；中国联通集团公司通过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和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中国联通上市公司62.9%的股权，上海A股市场公众人士持有14.52%的股份，香港、纽约公众人士持有22.58%的剩余股份；中国电信继2004年5月在香港股市增发新股、实行全球配售以后，2004年6月从母公司回购湖北电信等十省电信公司的资产。尽管与上市之初相比，股权结构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仍然拥有上市公司72.09%的股权，国内其他国有股东仅持有10.76%的股份，公众人士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只有17.15%。因此，国内电信企业无论上市与否，股权结构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股权构成相对单一，国有股权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且一股独大现象严重，所引发的是预算软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滥用支配地位。 虽然各公司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但从所有权主体上看，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如果在竞争中任何一个公司受到重创，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经营可替代性电信产品的运营商的业务越好，就意味着另一个同类电信运营商经营的国有资产的损失，电信市场频繁的恶性价格战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单一国有资本导致所有者缺位，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为产生“寻租”行为，必然赋予企业许多非经济目标，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的行为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市场行为，它并不能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目标。
从国际电信业的产权结构看，国外电信企业已经意识到单一产权结构带来的弊端以及在产权多元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先后有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的电信业引入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世界范围内的电信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因此，中国电信业要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必须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并实行公平的游戏规则。因为竞争的前提是产权主体和结构必须是多元的或不同的，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笔者认为，国家在允许国外资本介入中国电信服务业之前，应先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介入。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规定：下一步要将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方式实现国企产权多元化，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是，基础电信业等7大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将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 笔者对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的模式有三大担心：
1、中国基础电信业的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会影响电信市场效竞争的形成。 事实上，中国电信业需要的绝不是几家国有的电信控股公司，而需要的是所有的电信运营商都成为有竞争力的运营企业。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拉丰曾所讲的，竞争首先需要的是有足够实力的竞争者，否则就会造成无效竞争和重复建设。
2、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会影响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的引进。道理很简单，只有对方控股时，其利益更大时，才能把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源源不断地配套进来。实际上，公司谁控股无关紧要，他赚钱，我收税，他获利，我就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引进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私有的，只要我们有完善的监管措施，是不会影响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的。
3、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与GATS的规则相悖。按照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成员方对于承诺市场准入的服务，除了承诺表所规定的条件和限制外，不得对外国资本的参与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人的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额进行限制的措施。
同时，笔者对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实行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模式还有两种疑虑：
1、国家电信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公司的决策与政府的决策的区别就不大，这又如何能减少政府对公司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政企分开就是一句空话。
2、国家电信控股集团所控制的子公司不止一家，这些子公司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国家控股集团从全面利益出发，很可能把盈利的子公司的利润抽走，用于补贴亏损的子公司。这样又形成了新的“大锅饭”。
应该指出，电信业的有效竞争是基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理性竞争的市场效率。在中国谈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一个不能回避的矛盾就是基础电信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基础电信业的多元投资主体，才会解决上述矛盾。首先，由于多方出资，新增投资或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增加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其次，由于多方出资，董事会的成份多样化，从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就会减少，董事会的独立就会扩大；再次，由于多元的投资主体，各个投资主体都关心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便于公司扩展业务，开拓市场。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电信市场仅由几家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国有电信公司经营，那将是一个没有实质性竞争对手和缺失有效竞争的市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对国有电信公司进行拆分的问题了，而是如可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形成有效竞争的问题。否则，中国电信业改革就不能深入，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
本人于2008-2-17发表于贵站的《——为徐国栋教授助阵》，现再度修订，重新发表！
《罗马法原论》再纠错——为徐国栋教授助阵（最终修订稿）
作者：宋飞
目录
一、缘起
二、《罗马法原论》之我见
三、后记
一、缘起
记得上大学时，教民法的老教授给我们讲：“学习民法，最好顺便读读罗马法，这样印象会更深刻一些。”为了这句话，当时年少轻狂的我真的决定买本有关罗马法的书作为课外读物。当时国内写得很厚、而且市场上最好找到的大概就是周??前辈的《罗马法原论》。当时书店有2种版本的《罗马法原论》，1994年版的和2001年版的。书商告诉我：“1994年版的只剩最后一套，2001年版的还有很多，而且2001年版的包装精美。”我一看单价，1994年版的明显便宜不少，就买了回去。一开始，看了一阵子就读不下去了。
毕业工作后，抽空用2004和2005年近两年时间将此书上下册细细看完，发现确实写得不错,特别是对法人、合伙、保险、信托、海商、破产、公证、律师、民事诉讼等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独到见解。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该书作者周??乃中国罗马法泰斗，已于2004年辞世。
正在为其惋惜之际，又发现“罗马法教研室网”上有一篇徐国栋教授于2005年7月写就的《周??先生的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将周??前辈的《罗马法原论》一书中的错误之处一一点出，其创作的直接导火索竟然是徐国栋教授与周??前辈之间有一段因约稿校对而引发的合作不愉快事件！虽然周??前辈已经作古，对于一位逝去的前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多少有大不敬之虞，但作为性情中人，我还是非常欣赏徐国栋教授那畅快淋漓的批判风格。毕竟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人云亦云的学术研究大环境下，徐 国栋教授的文章尤如一道晴空霹雳，划破沉寂的黑色夜空。时隔不久，同年10月史际春教授和田田老师的讨伐檄文也新鲜出炉，在其号召下，网上的“马甲们”对徐文开始群起而攻之！似乎就是应付这些口诛笔伐的缘故，由徐国栋教授主编、并刊载《周??先生的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的《罗马法与现代民法》文集第5卷推迟到2006年3月才出版。
作为一个中国罗马法研究的旁观者，我是很想为徐国栋教授助阵的，毕竟他也在文中说过：“由于信赖周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原因，我已对周著的上册提出如上批评，我还希望有人继续我的工作，对其下卷继续提出批评，由此推动我国罗马法研究的进步。当然，如果我的这一批评本身存在错误，也欢迎识者对我提出批评。在西方学术史上，已故作者的纪念碑式著作由后人修订从而得到存活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奥本海的《国际法》就是如此，前文提到的吉拉尔编的《罗马法文本》也是如此——它在最后一版时由菲立克斯•尚（ Felix Senn ）校订，这种安排保证了一部伟大作品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传续。当然，这样做需要所有关系人都有以学问为天下公器的胸怀和出版社的良好组织。在我国，至少在法学界尚未见到有这种跨代传薪火的事例，这不能说成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时代的错误和个人的疏漏总是造就修订的必要，遭到修订的著作有如被注射了青春之血的老人，会活得更加长久、滋润。抗拒这种新血的老人，除了提前就木，不会有别的结果。 ”就是上述一番文字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于是，经过2年多的准备，查看了一些文献资料，我正式撰写此文，也算是一个局外人为徐国栋教授壮胆助威吧！
二、《罗马法原论》之我见
首先还是评一下徐文吧！我接触罗马法时间不长，也不懂拉丁文，只会一点英文，因此对其从《罗马法原论》中纠出的错误基本上都表示赞同，这也是我支持徐国栋教授观点的原因之一。但有一点我有异议，即徐国栋教授认定罗马法并非奴隶制的法，他以西方学者霍普金斯的观点作为论据。后者认为：“奴隶至少应占一个社会的总人口的 20 ％的比例才构成奴隶制”。 徐国栋教授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罗马社会是不是奴隶制社会，这是不科学的，因为我国现阶段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非西方学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搞学术研究，终究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进行的。
紧接着，我以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为切入点，来对《罗马法原论》上下册（我参考的是1994年版，与徐国栋教授参考的2001年版在内容上并无差异，仅在全书页码编排上有所不同）中的一些说法进行澄清：
（一）关于盖尤斯的出生地。周??在《罗马法原论》（以下简称“周论”）上册第56页指出：“他生于小亚细亚”。关于这一点，我在《盖尤斯与》一文中就已经说过：“其家乡估计是希腊。因其著作《法学阶梯》第248页有荷马史诗的记载，且曾在小亚细亚的特洛阿斯（Troas，即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地）写作和教书。他对罗马行省，尤其是希腊和叙利亚这两个行省的法律非常熟悉。”周??在书中并没有提出盖尤斯生于小亚细亚的确凿依据，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即盖尤斯的出生地“估计是希腊”。
（二）关于盖尤斯对法的分类。周论上册第86页指出：“盖尤斯的《法学纲要》（为了叙述方便，我在后文均改称《法学阶梯》）开始分市民法和自然法，但他没有分市民法和万民法”。我认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理由详解如下：
1.何勤华教授在《西方法学史》一书第56页写道：“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将法律分为两大系统，即市民法和自然法。他指出：”受着法律及习惯支配的国民，运用着两类法律:国民为自己制定的、作为国民及国家特有的法的国民法（市民法）和依据自然界的理性而制定的所有国家的国民都应遵守的万民法（自然法）”。在盖尤斯的观念中，自然法与万民法是一致的”。谷春德教授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一书第49—50页中也是从这种说法的。
2.黄风教授翻译的盖尤斯《法学阶梯》（以下简称“黄风中译本”）第2页第1段原文：“所有受法律和习俗调整的民众共同体都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每个共同体为自己制定的法是它们自己的法，并且称为市民法，即市民自己的法；根据自然原因在一切人当中制定的法为所有的民众共同体共同遵守，并且称为万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因此罗马人民一方面使用它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
通过以上列举，不难发现，何勤华和谷春德就盖尤斯《法学阶梯》的理解还是比周??的理解要准确一些，周??的以上叙述改为“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将法分为市民法和万民法（这里万民法与自然法两个概念是合二为一的”似乎才更加合适。
（三）关于盖尤斯“人法、物法、诉讼法”体系编制模式，是否是他自己的独创？周论上册第89页指出：“这是他仿照当时的传统做法，而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意大利罗马法教授桑德罗.斯奇巴尼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译本所作的前言第2页中就认为：盖尤斯的以上体系编制模式是他独创的，在此前的其他作品中没有这种体系编排模式。该书的中文译者黄风教授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周??在书中并没有自己说法的事实根据，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周??的说法不可信，也不符合现今通说。
（四）关于周论上册中的一些法律术语的译法问题。如第106页提及的“status familiae”，周??译为“家族权”，目前的通说译为“家庭权”，见赵晓耕老师在《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一卷（以下简称赵书）第122页的称谓；第106页的”capitis deminutio”， 周??译为“人格的变更”， 目前的通说译为“人格的减等”，见黄风中译本第60页和赵书122页的称谓；第136页的“patria potestas”, 周??译为“家长权”， 目前的通说译为“家父权”，见赵书第122页的称谓；第220页的“jura patronatus,patrnatus”， 周??译为“恩主权”， 目前的通说译为“庇主权”，见黄风中译本第204页；第364页的“servitutas praediorum rusticorum”和“servitutas praediorum urbanorum”， 周??分别译为“田野地役”和“城市地役”， 我采学者曾健龙之说目前的通说分别译为“农村地役权”和“城市地役权”：第383页的“emphyteusis或jus emphyteuticariun”， 周??译为“永租权”， 目前的通说译为“永佃权”，见赵书第123页的称谓。当然，对于“家族权”和“人格的变更”等译法，周??在注释中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这就需要学术界对其进行充分讨论。
（五）关于周论下册中的一些法律术语的译法问题。如第656页提及的“contrat re”，周??译为“要物契约”，个人认为译为“实践契约”更好；第680页的”depositum”， 周??译为“寄存”， 个人认为译为“保管”更好。以上改译，我的理由均是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第738页的“mandatum”, 周??译为“委任”， 目前的通说译为“委托”，见黄风中译本第254页；第792页的“rapina”， 周??译为“强盗”， 目前的通说译为“抢劫”，见黄风中译本第276页。
（六）周论下册第803页提出：“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和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中（为了尊重两本书的中译者，我将周??的译法进行了改动），记载了四种准私犯”。我仔细查看了黄风中译本，并对照了学者肖俊对盖尤斯《法学阶梯》英译本的翻译，发现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三编中并未涉及周??所说的4种准私犯，想必这是周??记忆错误所致。
（七）周论下册第866页注释提出：“《皮那利法》（为了尊重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译者，我将周??的译法进行了改动）在何年制定不详”，根据黄风中译本第292页的注释，此法大致出现于前4——前3世纪之间。
（八）关于周论下册第931——942页《十二表法》的中译本。这是周??译的不错，可是徐国栋教授在《周??先生的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中对此多有指责。我上大学时，也曾在图书馆见过世界古代史文献汇编（上古部分）的文集，是一本老书，里面有历史学家对许多古代法典的中译文，其中就包括《十二铜表法》的翻译，与周??的译文相对照，有较大出入。由于现在工作原因，无法再去大学图书馆查找，希望细心的读者能继续我的工作，将其与周??译文比对分析，定有斩获！
三、后记
通过以上的纠错整理，我只能说：中国罗马法的研究绝非一朝一夕，也绝非某一个人的人力之所及，就能见分晓，出成果。它需要我们大家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好。我在这里并非对前人过分苛求，实则是想说明做一项学术研究，是非常严肃而认真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正如周论上册前言第3页所述：“作者虽尽了主观的努力，究因年老力衰，更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和各种外语的程度，落笔时感到力不从心，加以受到客观的限制，未能博览国外有关近期著作，吸取其最新研究成果，引为憾事。因此，本书仅能作为研究罗马法的参考资料，奉献给读者，殷切希望同仁不吝指正，至所感盼！”对其作品进行评论，是周??前辈生前之所愿，他应该是不会介意后来者对《罗马法原论》进行纠错。非常佩服徐国栋教授的学识和勇气，对他的工作表示支持，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的论文多多指正，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罗马法原论》，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第1版，周??著
2、《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何勤华著
3、《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谷春德主编
4、《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古罗马）盖尤斯著，黄风译
5、《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周??先生的《罗马法原论》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 作者：徐国栋 原载：http://romanlaw.cn
7、《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英文译本比较分析 作者：肖俊 原载：http://romanlaw.cn
8、对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二编第29片断的解读 作者：曾健龙 原载：http://romanlaw.cn
9、回应“周??先生的《罗马法原论》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与徐国栋教授商榷
作者：田田 史际春 原载：www.e-law.cn
10、盖尤斯与《法学阶梯》，作者：宋飞，原载法律图书馆网站
徐国栋教授评语：“向身在实务部门却心系罗马法的宋飞先生表示钦佩和鼓励，感谢他的多多来稿！”此文和《盖尤斯法学思想解读》已授权徐国栋教授教授主办的“罗马法教研室”网站予以转载。 徐国栋教授在2008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序言中对此文予以首肯。他在2008 年 3 月 21 日 的序言中写道："由于人生难以避免的洞穴生存状态，人们往往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也传播了一些谬见，罗马法前辈周??先生就是如此。前文提到的罗马公法无价值的谬见，他是主要的传播者之一。《 周??先生的 < 罗马法原论 > 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承担清除任务，可惜的是我精力有限，大错小谬，只清除到上册就停工了。宋飞先生对下册也清理了一下，读者可以参看。 "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王春晖
从哲学的角度讲，构成事物的多种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种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也是矛盾特殊性的重要表现。 主要矛盾是在一个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纵观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历程，笔者认为中国电信业有效竞争无法形成的主要矛盾是产权问题。虽然中国电信业在引入竞争机制以来经历了数次拆分和重组，但是新的市场进入者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结果是仅仅打破了厂商界面的垄断，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即使是已经上市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其公司可流通的股份在其资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可流通的份额和可用于市场化决策的权力是不对称的。例如，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75.7%的股权，而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则属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实际上中国移动集团持有上市公司75.7%的股权，剩余24.3%的股份由公众人士持有；中国联通集团公司通过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和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中国联通上市公司62.9%的股权，上海A股市场公众人士持有14.52%的股份，香港、纽约公众人士持有22.58%的剩余股份；中国电信继2004年5月在香港股市增发新股、实行全球配售以后，2004年6月从母公司回购湖北电信等十省电信公司的资产。尽管与上市之初相比，股权结构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仍然拥有上市公司72.09%的股权，国内其他国有股东仅持有10.76%的股份，公众人士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只有17.15%。因此，国内电信企业无论上市与否，股权结构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股权构成相对单一，国有股权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且一股独大现象严重，所引发的是预算软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滥用支配地位。 虽然各公司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但从所有权主体上看，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如果在竞争中任何一个公司受到重创，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经营可替代性电信产品的运营商的业务越好，就意味着另一个同类电信运营商经营的国有资产的损失，电信市场频繁的恶性价格战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单一国有资本导致所有者缺位，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为产生“寻租”行为，必然赋予企业许多非经济目标，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的行为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市场行为，它并不能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目标。
从国际电信业的产权结构看，国外电信企业已经意识到单一产权结构带来的弊端以及在产权多元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先后有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的电信业引入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世界范围内的电信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因此，中国电信业要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必须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并实行公平的游戏规则。因为竞争的前提是产权主体和结构必须是多元的或不同的，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笔者认为，国家在允许国外资本介入中国电信服务业之前，应先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介入。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规定：下一步要将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方式实现国企产权多元化，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是，基础电信业等7大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将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 笔者对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的模式有三大担心：
1、中国基础电信业的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会影响电信市场效竞争的形成。 事实上，中国电信业需要的绝不是几家国有的电信控股公司，而需要的是所有的电信运营商都成为有竞争力的运营企业。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拉丰曾所讲的，竞争首先需要的是有足够实力的竞争者，否则就会造成无效竞争和重复建设。
2、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会影响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的引进。道理很简单，只有对方控股时，其利益更大时，才能把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源源不断地配套进来。实际上，公司谁控股无关紧要，他赚钱，我收税，他获利，我就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引进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私有的，只要我们有完善的监管措施，是不会影响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的。
3、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与GATS的规则相悖。按照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成员方对于承诺市场准入的服务，除了承诺表所规定的条件和限制外，不得对外国资本的参与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人的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额进行限制的措施。
同时，笔者对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实行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模式还有两种疑虑：
1、国家电信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公司的决策与政府的决策的区别就不大，这又如何能减少政府对公司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政企分开就是一句空话。
2、国家电信控股集团所控制的子公司不止一家，这些子公司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国家控股集团从全面利益出发，很可能把盈利的子公司的利润抽走，用于补贴亏损的子公司。这样又形成了新的“大锅饭”。
应该指出，电信业的有效竞争是基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理性竞争的市场效率。在中国谈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一个不能回避的矛盾就是基础电信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基础电信业的多元投资主体，才会解决上述矛盾。首先，由于多方出资，新增投资或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增加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其次，由于多方出资，董事会的成份多样化，从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就会减少，董事会的独立就会扩大；再次，由于多元的投资主体，各个投资主体都关心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便于公司扩展业务，开拓市场。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电信市场仅由几家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国有电信公司经营，那将是一个没有实质性竞争对手和缺失有效竞争的市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对国有电信公司进行拆分的问题了，而是如可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形成有效竞争的问题。否则，中国电信业改革就不能深入，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
本人于2008-2-17发表于贵站的《——为徐国栋教授助阵》，现再度修订，重新发表！
《罗马法原论》再纠错——为徐国栋教授助阵（最终修订稿）
作者：宋飞
目录
一、缘起
二、《罗马法原论》之我见
三、后记
一、缘起
记得上大学时，教民法的老教授给我们讲：“学习民法，最好顺便读读罗马法，这样印象会更深刻一些。”为了这句话，当时年少轻狂的我真的决定买本有关罗马法的书作为课外读物。当时国内写得很厚、而且市场上最好找到的大概就是周??前辈的《罗马法原论》。当时书店有2种版本的《罗马法原论》，1994年版的和2001年版的。书商告诉我：“1994年版的只剩最后一套，2001年版的还有很多，而且2001年版的包装精美。”我一看单价，1994年版的明显便宜不少，就买了回去。一开始，看了一阵子就读不下去了。
毕业工作后，抽空用2004和2005年近两年时间将此书上下册细细看完，发现确实写得不错,特别是对法人、合伙、保险、信托、海商、破产、公证、律师、民事诉讼等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独到见解。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该书作者周??乃中国罗马法泰斗，已于2004年辞世。
正在为其惋惜之际，又发现“罗马法教研室网”上有一篇徐国栋教授于2005年7月写就的《周??先生的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将周??前辈的《罗马法原论》一书中的错误之处一一点出，其创作的直接导火索竟然是徐国栋教授与周??前辈之间有一段因约稿校对而引发的合作不愉快事件！虽然周??前辈已经作古，对于一位逝去的前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多少有大不敬之虞，但作为性情中人，我还是非常欣赏徐国栋教授那畅快淋漓的批判风格。毕竟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人云亦云的学术研究大环境下，徐 国栋教授的文章尤如一道晴空霹雳，划破沉寂的黑色夜空。时隔不久，同年10月史际春教授和田田老师的讨伐檄文也新鲜出炉，在其号召下，网上的“马甲们”对徐文开始群起而攻之！似乎就是应付这些口诛笔伐的缘故，由徐国栋教授主编、并刊载《周??先生的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的《罗马法与现代民法》文集第5卷推迟到2006年3月才出版。
作为一个中国罗马法研究的旁观者，我是很想为徐国栋教授助阵的，毕竟他也在文中说过：“由于信赖周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原因，我已对周著的上册提出如上批评，我还希望有人继续我的工作，对其下卷继续提出批评，由此推动我国罗马法研究的进步。当然，如果我的这一批评本身存在错误，也欢迎识者对我提出批评。在西方学术史上，已故作者的纪念碑式著作由后人修订从而得到存活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奥本海的《国际法》就是如此，前文提到的吉拉尔编的《罗马法文本》也是如此——它在最后一版时由菲立克斯•尚（ Felix Senn ）校订，这种安排保证了一部伟大作品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传续。当然，这样做需要所有关系人都有以学问为天下公器的胸怀和出版社的良好组织。在我国，至少在法学界尚未见到有这种跨代传薪火的事例，这不能说成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时代的错误和个人的疏漏总是造就修订的必要，遭到修订的著作有如被注射了青春之血的老人，会活得更加长久、滋润。抗拒这种新血的老人，除了提前就木，不会有别的结果。 ”就是上述一番文字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于是，经过2年多的准备，查看了一些文献资料，我正式撰写此文，也算是一个局外人为徐国栋教授壮胆助威吧！
二、《罗马法原论》之我见
首先还是评一下徐文吧！我接触罗马法时间不长，也不懂拉丁文，只会一点英文，因此对其从《罗马法原论》中纠出的错误基本上都表示赞同，这也是我支持徐国栋教授观点的原因之一。但有一点我有异议，即徐国栋教授认定罗马法并非奴隶制的法，他以西方学者霍普金斯的观点作为论据。后者认为：“奴隶至少应占一个社会的总人口的 20 ％的比例才构成奴隶制”。 徐国栋教授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罗马社会是不是奴隶制社会，这是不科学的，因为我国现阶段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非西方学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搞学术研究，终究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进行的。
紧接着，我以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为切入点，来对《罗马法原论》上下册（我参考的是1994年版，与徐国栋教授参考的2001年版在内容上并无差异，仅在全书页码编排上有所不同）中的一些说法进行澄清：
（一）关于盖尤斯的出生地。周??在《罗马法原论》（以下简称“周论”）上册第56页指出：“他生于小亚细亚”。关于这一点，我在《盖尤斯与》一文中就已经说过：“其家乡估计是希腊。因其著作《法学阶梯》第248页有荷马史诗的记载，且曾在小亚细亚的特洛阿斯（Troas，即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地）写作和教书。他对罗马行省，尤其是希腊和叙利亚这两个行省的法律非常熟悉。”周??在书中并没有提出盖尤斯生于小亚细亚的确凿依据，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即盖尤斯的出生地“估计是希腊”。
（二）关于盖尤斯对法的分类。周论上册第86页指出：“盖尤斯的《法学纲要》（为了叙述方便，我在后文均改称《法学阶梯》）开始分市民法和自然法，但他没有分市民法和万民法”。我认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理由详解如下：
1.何勤华教授在《西方法学史》一书第56页写道：“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将法律分为两大系统，即市民法和自然法。他指出：”受着法律及习惯支配的国民，运用着两类法律:国民为自己制定的、作为国民及国家特有的法的国民法（市民法）和依据自然界的理性而制定的所有国家的国民都应遵守的万民法（自然法）”。在盖尤斯的观念中，自然法与万民法是一致的”。谷春德教授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一书第49—50页中也是从这种说法的。
2.黄风教授翻译的盖尤斯《法学阶梯》（以下简称“黄风中译本”）第2页第1段原文：“所有受法律和习俗调整的民众共同体都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每个共同体为自己制定的法是它们自己的法，并且称为市民法，即市民自己的法；根据自然原因在一切人当中制定的法为所有的民众共同体共同遵守，并且称为万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因此罗马人民一方面使用它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
通过以上列举，不难发现，何勤华和谷春德就盖尤斯《法学阶梯》的理解还是比周??的理解要准确一些，周??的以上叙述改为“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将法分为市民法和万民法（这里万民法与自然法两个概念是合二为一的”似乎才更加合适。
（三）关于盖尤斯“人法、物法、诉讼法”体系编制模式，是否是他自己的独创？周论上册第89页指出：“这是他仿照当时的传统做法，而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意大利罗马法教授桑德罗.斯奇巴尼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译本所作的前言第2页中就认为：盖尤斯的以上体系编制模式是他独创的，在此前的其他作品中没有这种体系编排模式。该书的中文译者黄风教授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周??在书中并没有自己说法的事实根据，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周??的说法不可信，也不符合现今通说。
（四）关于周论上册中的一些法律术语的译法问题。如第106页提及的“status familiae”，周??译为“家族权”，目前的通说译为“家庭权”，见赵晓耕老师在《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一卷（以下简称赵书）第122页的称谓；第106页的”capitis deminutio”， 周??译为“人格的变更”， 目前的通说译为“人格的减等”，见黄风中译本第60页和赵书122页的称谓；第136页的“patria potestas”, 周??译为“家长权”， 目前的通说译为“家父权”，见赵书第122页的称谓；第220页的“jura patronatus,patrnatus”， 周??译为“恩主权”， 目前的通说译为“庇主权”，见黄风中译本第204页；第364页的“servitutas praediorum rusticorum”和“servitutas praediorum urbanorum”， 周??分别译为“田野地役”和“城市地役”， 我采学者曾健龙之说目前的通说分别译为“农村地役权”和“城市地役权”：第383页的“emphyteusis或jus emphyteuticariun”， 周??译为“永租权”， 目前的通说译为“永佃权”，见赵书第123页的称谓。当然，对于“家族权”和“人格的变更”等译法，周??在注释中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这就需要学术界对其进行充分讨论。
（五）关于周论下册中的一些法律术语的译法问题。如第656页提及的“contrat re”，周??译为“要物契约”，个人认为译为“实践契约”更好；第680页的”depositum”， 周??译为“寄存”， 个人认为译为“保管”更好。以上改译，我的理由均是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第738页的“mandatum”, 周??译为“委任”， 目前的通说译为“委托”，见黄风中译本第254页；第792页的“rapina”， 周??译为“强盗”， 目前的通说译为“抢劫”，见黄风中译本第276页。
（六）周论下册第803页提出：“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和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中（为了尊重两本书的中译者，我将周??的译法进行了改动），记载了四种准私犯”。我仔细查看了黄风中译本，并对照了学者肖俊对盖尤斯《法学阶梯》英译本的翻译，发现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三编中并未涉及周??所说的4种准私犯，想必这是周??记忆错误所致。
（七）周论下册第866页注释提出：“《皮那利法》（为了尊重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译者，我将周??的译法进行了改动）在何年制定不详”，根据黄风中译本第292页的注释，此法大致出现于前4——前3世纪之间。
（八）关于周论下册第931——942页《十二表法》的中译本。这是周??译的不错，可是徐国栋教授在《周??先生的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中对此多有指责。我上大学时，也曾在图书馆见过世界古代史文献汇编（上古部分）的文集，是一本老书，里面有历史学家对许多古代法典的中译文，其中就包括《十二铜表法》的翻译，与周??的译文相对照，有较大出入。由于现在工作原因，无法再去大学图书馆查找，希望细心的读者能继续我的工作，将其与周??译文比对分析，定有斩获！
三、后记
通过以上的纠错整理，我只能说：中国罗马法的研究绝非一朝一夕，也绝非某一个人的人力之所及，就能见分晓，出成果。它需要我们大家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好。我在这里并非对前人过分苛求，实则是想说明做一项学术研究，是非常严肃而认真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正如周论上册前言第3页所述：“作者虽尽了主观的努力，究因年老力衰，更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和各种外语的程度，落笔时感到力不从心，加以受到客观的限制，未能博览国外有关近期著作，吸取其最新研究成果，引为憾事。因此，本书仅能作为研究罗马法的参考资料，奉献给读者，殷切希望同仁不吝指正，至所感盼！”对其作品进行评论，是周??前辈生前之所愿，他应该是不会介意后来者对《罗马法原论》进行纠错。非常佩服徐国栋教授的学识和勇气，对他的工作表示支持，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的论文多多指正，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罗马法原论》，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第1版，周??著
2、《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何勤华著
3、《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谷春德主编
4、《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古罗马）盖尤斯著，黄风译
5、《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周??先生的《罗马法原论》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 作者：徐国栋 原载：http://romanlaw.cn
7、《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英文译本比较分析 作者：肖俊 原载：http://romanlaw.cn
8、对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二编第29片断的解读 作者：曾健龙 原载：http://romanlaw.cn
9、回应“周??先生的《罗马法原论》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与徐国栋教授商榷
作者：田田 史际春 原载：www.e-law.cn
10、盖尤斯与《法学阶梯》，作者：宋飞，原载法律图书馆网站
徐国栋教授评语：“向身在实务部门却心系罗马法的宋飞先生表示钦佩和鼓励，感谢他的多多来稿！”此文和《盖尤斯法学思想解读》已授权徐国栋教授教授主办的“罗马法教研室”网站予以转载。 徐国栋教授在2008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序言中对此文予以首肯。他在2008 年 3 月 21 日 的序言中写道："由于人生难以避免的洞穴生存状态，人们往往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也传播了一些谬见，罗马法前辈周??先生就是如此。前文提到的罗马公法无价值的谬见，他是主要的传播者之一。《 周??先生的 < 罗马法原论 > 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承担清除任务，可惜的是我精力有限，大错小谬，只清除到上册就停工了。宋飞先生对下册也清理了一下，读者可以参看。 "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