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199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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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注销登记的法律务实

卫勇

注销登记的法定事由发生后，不按规定期限办理注销登记，如何此处理的问题，在实践中偶尔会遇到。
一、关于注销登记的法定期限问题。


关于注销登记的法定事由发生后规定的注销登记期限，根据不同的法律、法规、规章，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规定，基本可归纳为以下情形：一是企业法人分立、合并、迁移，应当在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批准后30日内，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二是企业法人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歇业的，一般亦应在30日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应当自经营期满之日或者终止营业之日、批准证书自动失效之日、原审批机关批准终止合同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四是公司清算组织应当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五是个人独资企业清算结束后，投资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并于十五日内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六是合伙企业清算结束，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在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七是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在出现法定的注销事由后，应当在9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八是破产企业管理人应当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十日内，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向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二、关于注销登记的逾期责任问题。


对上述第一至三种的情形，不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责令限期办理注销登记。拒不办理的，处以30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并可追究企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对上述第四中情形，清算组不依照本法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第五种情形，法无明文规定，可责令改正；对第六种情形，清算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对第七种情形，代表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吊销登记证；对第八种情形，法无明文规定，可责令改正。



三、关于注销登记的务实操作问题。


对上述仅涉及企业法人本身的问题，债权债务始终由自己承担，原则是给予行政处罚后依法办理；对属于涉及合并方的情形，存在债权债务连带的一方。被吸收人超出了法定期限申请注销登记，虽然提交了清算报告，只是说明清算已经结束，虽然提交了股东会决议，也仅说明清算报告已经被股东会依法确认。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没有报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说明其法律资格依然没有终止，在此期间依然有可能产生债权债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再要求重新做出上述报告和决议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且无正当理由也不能否定前述报告和决议的合法性。


所以，综上，根据公司法和有关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的原则，为保证清算结束后可能存在债权债务的客观实际情况，公司合并，对被吸收人迟延的注销申请，应要求提交与吸收人签订的合并协议，并以吸收人作为第三人，提交第三人对被吸收人的债务承担责任的承诺，这在具体的登记执法实践中是合法便捷的，也是司法目前规定认可的方式。从而既最大限度的方便了注册登记实践，同时也合法地规避了超出法定注销期间办理注销登记的职责风险。


从副省长雇凶杀妻拷问“官德”底线

毛立新

近年来，官场如同一座活火山，不时有惊人大案喷发。在反腐风暴下，一个个贪官污吏因经济犯罪而倒下，百姓也已经见怪不怪。倒是另有一种景象，更令人触目惊心，那就是官员参与实施暴力犯罪的越来越多。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些官员为一己私利，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重金雇凶，夺人性命，手段如同黑社会一般。新近公布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见金羊网6月22日，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6/22/content_925839.htm）。
应当说，近年来，官场屡发雇凶杀人案，已不是什么新闻。稍远一点，有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死情妇案，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震程雇凶杀害举报人夫妇案，安徽省萧县交通局局长李志强雇凶杀死情妇案，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局副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局长案等。稍近一些，去年以来，就有呼和浩特市南地公安分局局长粱冠中杀死情妇案，云南省昌宁县县委书记杨国瞿杀死情妇案等。最新的，也是涉案官员职位最高的，当然就是上面提到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
作为官员，特别是像吕德彬这样级别的高官，居然不惜铤而走险，走到雇凶杀人这一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细究他们的杀人动机，无非是图晋升，如副职杀正职;保官位，如杀害举报人;甩感情，如杀妻子、杀情妇。应该说，多数情况下，既非不共戴天之仇，也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并不存在除此而外、别无选择的绝境。此等嫌隙，何至于要将对方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们在出重金、雇杀手、害人命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到天地还有正义，人间还有国法吗？
这些官员，受党和国家教育多年，论文化、论能力，都属相当不错。特别是吕德彬，是文革后第一批中国赴美留学生，又是博士生导师、农业科学家，高级干部加高级知识分子。这种地位与身份，居然与自己的博士生、担任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的尚玉和密谋雇凶杀妻，实在是糊涂发昏达到了极点。何以使然？依我看，是权力作崇。权力使他们扭曲了人性，沦丧了道德，并给了他为非作歹的胆量。试想，如果吕德彬不入官场，依然是个博士生导师或者副校长，何以会有今天雇凶杀妻的疯狂？
从弄虚作假、包养情妇到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进而发展到为逞一己之快，不惜勾结黑恶势力雇凶杀人，让我们看到了“官德”的步步失守，直至跌破底线。古人云“政者，正也”、“为政以德”，今天提倡“以德治国”，都是强调为官者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官员有德，方能善待权力、服务百姓，营造一个公正、正义、理性、负责的社会道德环境。一旦“官德”失守，就会带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下降。所以，大力强调“官德” 建设，在今天可谓恰逢其时。
吕德彬一案，再次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重建“官德”已属刻不容缓！没有良好的“官德”，就没有“以德治国”，就谈不上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更无从构建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