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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我国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想

郝芸1


摘要：判例在国际私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判例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但随着两大法系的日益融合，法、德、日等国纷纷以判例作为国际私法的补充，故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并对此项建立的理论基础及现实基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最后还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字：判例 国际私法


判例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在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中发挥着重要且特殊的作用。在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判例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自然也是国际私法的渊源。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传统上不承认判例是其法律渊源，但是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日趋重要，法官和律师援引法院的判决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也并不鲜见。至少在国际私法领域，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国都很重视判例的作用，在这些国家，当处理具体案件缺乏成文的冲突规范时，法院可以援引最高法院的判例作为判决依据，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判例的国际私法法源地位。
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判例不是法律的渊源，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只有指导、参考作用，是为“间接渊源”，兼之国际私法的立法又尚欠规范、完善，因此带来了很多问题。为此，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加强对国际私法判例的研究，有学者还提出“在必要时，应该允许法院通过判例来弥补成文法的缺漏”，1笔者对这种大胆的提法深表赞同，依笔者拙见，我国应该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并且也已经具备了此项建立的基础。
一、建立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理论基础
由于各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各各不同，调整手段各具特殊性，故在考虑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理论基础时，不能不顾及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的个性。成文法的局限性、判例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判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趋势等本身并不必然成为此项建立的全部理论依据，而更多的，是应当考虑判例对国际私法的特殊功用。
（一）判例是国际私法原则、制度、规范的生长点
正如英国著名法社会学家梅因所说，判例先于习惯，司法先于立法。这一事实表明，司法具有独立于立法的品格，在一定意义上，法是由法的完成者即法官创造出来的：从成案到先例，从先例到规则，再从规则到原则，或许这就是法典形成的过程，它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逻辑。司法判例不仅是法的最初表现形式或渊源，而且是法赖以生长的依托点，只有通过它，并通过既相似又有差别的反复出现的同类案件，这种特殊的解决纠纷的原则和方法才能日益成熟并变成一项正式的法的规则。对于国际私法，更是如此。国际私法虽说是国内法，但是它所调整的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要解决的是不同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及法律冲突，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一个部门法像国际私法那样涉及极为广泛而且复杂的生活领域，也没有哪一个部门法像国际私法那样容易受到政治事件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为了扩大对外交往，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的利益，必然需要确定有关管辖权和法律选择的规则，以及适用外国法的各项制度。而相关的规则、制度及规范，只能在各国对外民商事交往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并成熟，经过司法实践经验的累积固定下来，最终才上升为法律。像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由美国的两个经典案例 ——1954年的“奥顿诉奥顿”案（Auten V. Auten）和1963年的“巴贝克诉杰克逊”案（Babcock V. Jackson）发展而来。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对于许多重要制度在本国的确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法国为例，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审理“福尔果案”（Forgo case ）后，反致制度即在法国得以确立下来，而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鲍富莱蒙诉比贝斯科案”（Bauffremont V. Bibesco）和1922年法国法院的“弗莱案”（Ferrai case），则使法律规避制度得以确立并初步完善。事实上，在这些大陆法系国家，许多成文的国际私法规则就是直接由判例发展而来的。有的法国学者甚至认为，法国国际私法就是以《法国民法典》第3条为基础，并采用法院判例建立起来的。2
在前两个世纪，判例对国际私法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重要的原则、制度、规范都是由判例发展而来，而在今后，它依然会发挥这样的重要作用。现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的大行其道......都为传统国际私法带来了挑战，从管辖权的确定到法律的选择，出现大量的立法空白。而判例正是规则的先行者，只有依靠判例，才能找到合适的做法，像美国就通过一系列的网络纠纷案奠定了新一轮的规则。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理论研究相对落后，可以说与我国不重视判例的地位和作用、未加强相关研究有关。今后，我们不但要借鉴别国的成功立法，更要注重培养本土的判例资源，只有建立起我国国际私法的判例制度，才能真正使其受到足够重视，从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判例是国际私法规范的重要补充
因为国际私法的调整范围十分广泛，成文法难免会出现空白或者漏洞，又因为它调整的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容易受到各国政治外交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故较之一般法律部门，它对立法灵活性的要求更高，所以，对于国际私法而言，无论怎样强调成文法，判例对规范的重要补充及完善作用都不容小觑。比如在法国，《法国民法典》中仅有寥寥数条规范涉及到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和法律选择，于是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倚仗国际私法判例的作用，法官也可以援引最高法院的判例作为判决的依据。
我国现行的国际私法立法散见于单行法规和《民法通则》的第八章，从整体上讲，立法分散且过分简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对外民商事交往蓬勃发展的需要了。一方面既没有如瑞士般概念明确、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国际私法成文法体系，另一方面又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及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用判例来弥补立法的不完全性和法律漏洞（Gaps in law），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上司法解释大量充斥、司法实践主要依靠司法解释的局面。可以说，司法解释在我国现行的国际私法立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这些司法解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相关立法，其所涉领域，既包括实体法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其所含内容，既包括了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如调整范围、反致、公共秩序保留等，也包括了国际私法分则的内容，如涉外合同、侵权、婚姻、继承等；究其性质，既有对现行法律法规所作的补充性修改和说明性解释，也有“立法性”解释。司法解释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至少在国际私法这门学科，目前这种由它独当一面的状况，却带来了一些问题：
1、前述“立法性”解释实际上已具有“创造”法律的功能，而且在国际私法上为数不少。如《民法通则》中只有9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共有12条“解释”属于这种性质3。这些“解释”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它们行使了创设法律的功能，甚至创设了一些本该是由立法规定的基本规范。虽然其他法律部门也存在类似情形，但这一现象在国际私法领域却异常明显、异常突出，这种“立法性”解释违反了立法与司法相分离的制约原则，其合法性也应受到质疑。
2、相关司法解释的适用存在一些问题。除开其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或相互矛盾、难于操作者不谈，一些司法解释的适用时效性也没有引起立法者的注意。新《合同法》已经生效，根据法律规定，《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转让合同法》同时废止，但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解释却仍在适用，而且还是对新《合同法》的重要补充，而立法对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是否“自动失效”缺乏明确规定，实在叫人费解。
3、司法解释成为我国国际私法的重要补充，理应具有相应的公开性，但它多以“意见”、“解释”、“批复”、“答复”、“通知”等形式出现，文件格式非常不规范，且多为司法机关办案的内部文件，处于一种“保密”状态，这种“保密性”、“内部性”使司法解释缺乏应有的公开性。这种非公开状况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加上我国已经加入WTO，应当履行其关于“透明度”原则的义务，首当其冲的会向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冲突法规范提出要求，所以，解决相关司法解释的这种不公开、不规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司法解释在国际私法上的这种独特地位及其带来的前述问题，虽说是由相关立法不完善直接造成的，但是如果我国把判例确立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就可以用判例填补立法的空白和漏洞，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司法解释所带来的问题。
（三）实行判例制度有助于推进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进程
虽说国际私法首先是国家的法，是民族的法，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一定是各有特色，但它们的调整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毕竟是相同的，国际性仍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特征，而且这种特征正日益显著起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的依赖程度愈益加深，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愿只凭主权国家的身份专断的去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包括立法及司法活动），而倾向于从有利于本国对外交往、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从而为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般来说，判例本身并不能直接实现国际私法的统一，但是即便撇开英美法系国家不谈，大陆法系国家法院的司法判决，对于国际统一私法的发展也不无重要意义。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就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这意味着，各国法院在适用本公约时，应该顾及其他国家法院适用该公约的情况，以便能满足公约所规定的对公约解释的这一要求。4这也就是说，大陆法系国家法院适用统一国际私法所做出的判决，对于统一国际私法的正确适用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的法院在实践中都考虑了外国法院适用统一国际私法的判决，如荷兰、保加利亚等，其中以波兰最高法院在1975年所作的一项解释《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的“瓜达拉加拉议定书”的判决最为典型。5
在我国现阶段，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典型案例、教学参考案例及法律职业人员参考案例外，案例一般散见于各法院的判决书中，公开程度非常低，除了当事人、律师及法院内部人员外，一般不予公开。但是，一旦我国确立了判例在国际私法中的法源地位，则必将以公开、规范的形式发布司法判例，这就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我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从而有助于推动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进程。
（四）实行判例制度有助于加深对外国司法判例的理解，从而正确有利的适用外国法
通过冲突法选择准据法予以适用，是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我国来说，如果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是外国法，而该外国法又以判例为主要法律渊源，则必然要求我国承认其判例的渊源作用并直接援引有关判例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而正确深入的理解外国判例是合理适用外国法的前提，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要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更不得不考虑香港法律承认判例的问题。
现在我国法院的判决，多是陈述案情、采纳证据材料、说明违反何种法律的何条规范，如此种种，均是对法律明定要件的重复，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也多是对疑难案件的批复，缺乏创设性，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根本有云泥之别，而判例之所以成为一种法律渊源，就是因为判例阐明了某些在成文法中隐含的甚至缺乏的法律规则或者原则。一旦我国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将会加强对外国判例制度的系统研习，并将会推动相关司法文书改革，在判决书中重点强调法律的知识、解释和推理，阐明法律理由，这都有助于加深对外国司法判例的理解，从而做到知己知彼，不但能在涉外民事交往中正确有力的维护我国的利益，还能妥善的解决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二、建立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现实基础
（一）法、德、日等国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借鉴
判例在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国际私法中，已经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法国国际私法学家巴迪福就认为，法国的国际私法（冲突法）是以法国民法典第3条为基础，并采用法院判例而建立起来的。德国、日本的现代国际私法也重视判例的作用。6日本著名国际私法学家池原季雄主编的《涉外判例百选》，精选了一百多个日本处理各种涉外民事关系的判例，对每一个判决及其法律依据作了仔细的分析，自1967年在《陪审员》杂志增刊发表以来，很受日本国际私法学界和审判机构的重视，将它作为处理涉外民事法律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7他还认为，判例类属“其他法源”，对那些《日本法例》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过于简单、不便适用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荷兰也很重视对判例的汇编和研究，法院在处理具体的涉外民事案件时，如果没有成文的冲突法规定，可以援引最高法院的判例作为判决依据。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荷兰缺乏正式的“遵循前例”规范，司法实践的状况是比较混乱的。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荷兰司法工作者协会中成立了一个“国际私法工作小组”，负责为法官们判案提供咨询，并努力制定出标准判例，有关国际离婚判决的一系列规范就是这样被设计出来的，而且还促成了1981年荷兰《国际离婚法》的起草与颁布。8
19世纪以后，大陆法系国家不再讳言判例的优点，并在司法实践中积极推崇判例的作用，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日益重视制定法和法典编纂，这充分表明了两大法系正日益渗透、取长补短，而关注、引进WTO主要成员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判例法制度，对于踏入WTO门槛的中国，更是意义非凡。现今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建立起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成功实践，不但表明了我国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可行性，而且还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相关案例发挥着类似判例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创办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不但发布批复、解释，还公布案例。迄今为止，该公报已刊登各类典型案例数百个，涉及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国际私法方面的案例。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精神，这些案例仅仅只是案例，只能起到一个指导、借鉴的作用，而不具备法律效力。
不过，这些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精选出来的案例，一般都附有详细的案情介绍、判决理由及结果，蕴含了丰富的法律意义，不少案例还解释、补充了成文法规则，创设了法律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判例”的特征。而且这些案例都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体现了我国的最高审判水平，比诸判例法国家的判例毫不逊色，同时也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其审判结果的认可态度，所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的同时，往往会遵循这些案例所体现的原则和规则，做出判决。实践表明，各级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也多主动遵循了所公布的相关案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意用案例来指导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而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这些案例多少具备了一些“判例”的特征，发挥了类似“判例”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并非缺乏判例生长的土壤。
（三）建立我国的国际私法判例制度，还是我国现阶段法官素质有待提高这一状况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我国法官的素质结构比较复杂，尚未实现司法审判人员的专业化。不但拥有本科、硕士学历的审判人员较少，而且这些较高学历层次的人员分布很不协调，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具有比较高的学历层次，而大部分基层法院的法官有相当部分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难以胜任高难度的审判工作，审判质量也难以保证。因此，提高法官素质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不能否认判例制度对法官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它要求法官不仅要有熟练的业务技巧和深厚的理论修养，而且还能善于运用法律意识来裁判案件，并能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对社会发展的预测来创新判例，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司法判例，至少是国际私法判例的理解和运用，对于提升广大法官的素质、提高审判质量不无意义。原因在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意见》的规定，除了争议标的额大，或者案情复杂，或者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涉外案件由中级法院审理外，一般的涉外民事案件均由基层法院审理。而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但涉及到涉外因素的认定、准据法的选择，还涉及到适用外国法的一系列制度，案情往往也比一般国内同类案件复杂，对法官的素质要求相应的也更高。如果我国把创制国际私法判例的权力交由最高人民法院，由相对高素质的法官做出相关的司法判例，则这些判例体现了他们对条文的理解、细化，便于审判人员把握适用；另一方面，国际私法规范相对抽象，而相关的判例却是有效联系这些规范和案件事实的桥梁和纽带，其判决书中翔实的法律推理具有天然的指导和教育功能，使人不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此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审理相同或类似的案件，能够有效的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审判资源，而且能相对正确、合理的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从而更好的维护本国的利益、提升我国司法机关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力。
三、关于建立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判例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是应该的，但应该顾及我国的国情。我国秉承大陆法系的传统，以成文法为主要法源，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判例制度”也与英美法系的判例相去甚远，而且我国缺乏较高素质的司法职业人员（包括法官和律师），所以在我国全面引进英美的判例制度是不现实的，可能招致如英美法系法典化运动般的失败结局，但是大陆法系早已开始引进判例制度的实践，我们大可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纵观法、德、日等国的实践后，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国际私法上，我国应当仍以制定法为主，而以判例为辅，判例仅在法无明文规定、或成文的冲突规范太简略不便适用、抑或适用成文法可能导致个案不公正的情况下使用。我国可以明文规定，判例是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如有上述情形出现，法院可以援引判例作为审理依据。
（二）制定判例的主体
有关主体的确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尽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了不少案例，且其中一些案例创设了法律规则，在实践中发挥着类似判例的作用，但即便就是这些案例，也与判例有很大区别。在判例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从判决书中提炼出解释、补充或创设法律规则的意旨，如1889年纽约州法院关于里格斯诉帕尔默的判例中9，为了早日获得遗产而杀死自己祖父的继承人，被法院判决不得继承遗产，法官所阐述的法律规则是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10，揭示出这个法律规则后，以后援引该判例的案件就不限于遗产继承案，而可以适用于多方面的案件。目前在我国此项工作尚未展开，一旦要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必然要求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此项工作。依笔者愚见，应该经最高权力机关授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设专门机构制定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理由有以下两点：
1、如前所述，涉外民商事案件往往错综复杂，而且涉及外国法适用的一系列制度及程序，对法官的素质要求比国内案件更高，最高人民法院汇集了众多优秀审判人员，不但能相对正确合理的处理案件，而且更能胜任相关判例所要求的法律推理、解释。
2、再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法国设破毁院（下设五个民事部和一个刑事部），由调查法官提供案例，各部认定案例，破毁院公布案例，日本在最高法院专设判例委员会11，而荷兰则是由“国际私法工作小组”创制国际私法标准判例，不难发现，它们都专设机构专司制定判例的职能。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建立判例只能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推行的做法，绝不能一蹴而就，那种各级法院均拥有“创例权”的做法是不现实不可取的。因此，借鉴这些国家的机构设置，结合我国实际，可以考虑由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国际私法判例委员会，专司制定国际私法判例的职责。
（三）制定判例的程序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虽然不能拥有“创例权”，但也是判例制定中的关键一环。一方面，他们对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可以附注本院意见，定期、逐级将裁判文书报送上级法院审查、筛选，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私法判例委员会从中遴选出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讨论通过；另一方面，他们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批复的案件，如果国际私法判例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加以讨论。在讨论中，必要时可以征求有关专家、学者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人员的意见，制定出判例。判例一经制定，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如若出现错误或者因社会发展变得过时，则需要及时予以撤销或变更，撤销是经过一定程序而宣布无效，而变更则是用新判例取代旧判例，在我国，这种撤销权和变更权都理应交由国际私法判例委员会行使。
另一方面，应该大力提倡由学者对国际私法判例进行民间汇编。日本的权威学者编纂了《判例六法》的《判例法律汇编》，以供法官和司法者使用并适时修订补充的经验，可为我国借鉴。我国国际私法学会多年以来笔耕不辍，积极修订并完善了国际私法示范法，目前第六稿也已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充分展示了我国国际私法学者的学术实力与学术热情。今后，我国学者大可尝试编纂国际私法判例，从而既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又可以为判例委员会制定判例时提供参考。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人事争议处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53号


　　《江西省人事争议处理办法》已经2006年11月13日省人民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吴新雄
　　
　　　　　　　　　　　　　　　　　　　　　　　　　　　　　　　　　　　2006年11月16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人事争议，保障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人事争议，机关与其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人事争议，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事争议的处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争议，以及事业单位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之间发生的争议，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处理人事争议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及时的原则。
　　第四条 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用人单位应当暂缓执行处理决定，双方当事人不得有激化矛盾的行为。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管辖


　　第五条 省、设区市、县（市、区）设立的仲裁委员会，由公务员主管部门代表、用人单位代表、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
　　第六条 仲裁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主任由人事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人事行政部门选聘。
　　仲裁委员会对人事争议案件作出有关决定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七条 仲裁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负责管辖范围内人事争议的仲裁工作；
　　（二）决定仲裁员的聘任、解聘；
　　（三）研究处理重大、疑难的人事争议案件；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仲裁委员会承担的其他职责。
　　人事争议仲裁规则、仲裁员守则由省仲裁委员会制定。
　　第八条 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负责接收仲裁申请、仲裁文书送达、档案管理、仲裁费用的收取与管理等日常工作，以及仲裁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本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
　　第九条 仲裁委员会可以聘请政府有关部门熟悉人事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工作人员，专家学者和律师等担任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
　　兼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公务时，与专职仲裁员享有同等权利。兼职仲裁员进行仲裁活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第十条 仲裁员应当公正、平等地对待人事争议双方当事人，严格依法办案，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宴请、馈赠或者提供的其他利益。
　　仲裁员在执行仲裁公务时，确有必要会见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应当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安排的地点进行，并有书记员在场记录会见情况。
　　第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人事争议案件，应当组成仲裁庭，实行一案一庭制。仲裁庭由1名首席仲裁员和2名仲裁员组成。首席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指定，另2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各自选定1名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指定。
　　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委员会可以指定1名仲裁员审理。
　　第十二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人事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人事争议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人事争议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鉴定人、勘验人和翻译人员。
　　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第十三条 省仲裁委员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人事争议案件：
　　（一）中央驻省事业单位、省属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人事争议案件；
　　（二）省直机关与其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发生的人事争议案件；
　　（三）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人事争议案件。
　　第十四条
　　设区市仲裁委员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人事争议案件：
　　（一）市属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人事争议案件；
　　（二）市直机关与其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发生的人事争议案件；
　　（三）在全市有重大影响的人事争议案件。
　　第十五条 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人事争议案件：
　　（一）县（市、区）属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人事争议案件；
　　（二）县（市、区）直机关与其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发生的人事争议案件。
　　第十六条
　　省、设区市仲裁委员会管辖的人事争议案件，可以委托下一级仲裁委员会仲裁。设区市、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管辖的重大人事争议案件，可以请求上一级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发现人事争议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已经受理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仲裁委员会指定管辖。


　　　　　　　　　　　　　　　　　　第三章 处理程序


　　第十八条 当事人应当自人事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并按照被申请人数递交申请书副本。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时限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第十九条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当事人是用人单位的，写明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仲裁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二十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决定受理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及仲裁员名册，向被申请人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员名册，并组成仲裁庭。
　　仲裁委员会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3日内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一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书和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提交答辩书的，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答辩书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未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参加仲裁活动的，应当向仲裁庭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仲裁活动；无法定代理人的，由仲裁庭指定代理人。当事人死亡的，由其近亲属参加仲裁活动。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在5人以上，并有共同仲裁请求或者理由的，应当推荐代表参加仲裁活动。代表人数由仲裁庭征求当事人意见后确定。
　　第二十四条 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应当先行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庭成员、书记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效力。
　　当事人不同意调解，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进行仲裁。
　　第二十五条 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约定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书面材料，在全面、准确掌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书面仲裁。
　　决定开庭处理的，仲裁庭应当在开庭前5日内将开庭时间、地点等书面通知当事人。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视为撤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仲裁。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因用人单位作出辞退或者单方面解除、变更聘用合同等决定，或者因计算工作年限、核定工资级别等引起的人事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二十七条 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案件，应当认真审阅案件材料，审查证据，分析案情，查明争议事实。
　　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向有关单位查阅档案、资料和证明材料，向有关人员查询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等途径，了解案件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并经仲裁庭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裁决的根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有权进行辩论。辩论终结时，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
　　第二十九条 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案件，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60日内结案。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人事争议案件的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笔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仲裁庭由1名仲裁员独任的人事争议案件，裁决由仲裁员直接作出。
　　重大、疑难的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庭认为有必要的，由仲裁庭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应当执行。
　　第三十条 仲裁庭作出裁决后，应当制作仲裁裁决书。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承担、起诉期限和起诉的人民法院、裁决日期。裁决书由仲裁庭成员、书记员签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的印章。
　　当庭宣布裁决的，应当在5日内送达裁决书；定期宣布裁决的，宣布裁决后立即送达裁决书。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事争议仲裁中止：
　　（一）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等待答复的；
　　（二）需要等待有关专业鉴定结论的；
　　（三）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仲裁活动的；
　　（四）其他应当中止仲裁的情形。
　　中止仲裁的情形消除后，恢复仲裁。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事争议仲裁终止：
　　（一）申请人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决定放弃权利的；
　　（二）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
　　（三）其他应当终止仲裁的情形。
　　仲裁庭终止仲裁，应当报仲裁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仲裁裁决书生效后，当事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在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仲裁委员会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干扰、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的；
　　（三）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对仲裁工作人员、仲裁参加人、证人、协助执行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其他干扰、阻碍仲裁活动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仲裁工作人员在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仲裁委员会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
　　（二）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宴请、馈赠或者提供的其他利益的；
　　（三）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四）泄露人事争议案件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五）其他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仲裁员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仲裁委员会应当予以解聘。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