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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商人盛世”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4年2、3期合刊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商海经历，对西方商界做了一个不乐观的断言：“盛宴早已结束，而人们仍在跳舞。”但在东方，对于肩负着“新市场经济”兴衰成败之重任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由于“新圈资运动”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开席，诱人的舞曲刚刚响起，中国的“商人盛世”之伟大时代即将开元……
经济遭遇瓶颈，中国急需新圈资运动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瓶颈！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灾情严重，但中国经济咬牙保持住了坚挺。乐观的国际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初继续高速增长，一切似乎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这次市场经济瓶颈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
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国这次经济瓶颈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次经济瓶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史学家指出，近代西方经济文明的孵化器是当年的“圈地运动”，当时，新兴的生产力急需以某种方式来迅速进行资本积聚，因为只有比较集中的规模化的资本才能完成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大工业生产，靠分散的资金根本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圈地运动”就是应当时的历史大势而生的，是克服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瓶颈的必须之举。虽然它在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课书中被描绘为“吃人的圈地运动”，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说“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个高级文明在起步时都可能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完美。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不管是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克服这次瓶颈、继续以更快更健康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进行一场类似于“圈地运动”的“圈资运动”，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注意：本文所讨论的“圈地运动”和“圈资运动”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的，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不含褒贬之主观评价色彩。这主要是一个经济规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骗钱、套利”不是同一个范畴。）
就象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土地”和“国企”都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要素，能用金钱来衡量。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实质上与大片大片的土地集中到商人阶层手中一样，都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市场经济要求“圈土地”还是“圈企业”，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的瓶颈主要是缺乏最基本的大工业生产要素（即土地），所以它就只能是圈“地”运动，想圈其它的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它更高级的生产要素。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瓶颈不再是土地（至少不主要是土地），也不是企业，因为国企的数量并不少，而是缺乏民营企业和商人阶层，所以，中国目前的“圈资运动”只能是圈“企业（国企）”，而不是圈“土地”。与“圈地运动”相比，“圈资运动”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的“商人盛世”
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如上文所析，中国要想培育出强大的商人阶层，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新圈资运动”。但中国今天的情况与英国圈地运动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极大不同：英国当时进行圈地运动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但中国现在处于“人权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之理念更不允许出现类似英国圈地运动时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聚”。那么，中国该选择何种更文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新圈资运动”？
基于这种考虑，“对国企进行MBO改革”就成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MBO的英文是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即民有化，与国有化相对应），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经营者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民有化改造”由空想变为实践。
“商人盛世”推动新市场经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财政部负责有资产管理事务的国有资产评估处业已撤消，其有关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资委。至此，财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为“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革做好了预热和铺垫。与此同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切都预示着目前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出现更大规模的“商人阶层”就成为必然之势。商人阶层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即“新市场经济时代”。
何为“新市场经济”？它是与“老市场经济”（即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严格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的。“老市场经济”认为一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必须先进行完全的、彻底的、实在的私有化改造，否则，将无法建成市场经济。所以，当中国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称为商品经济）”时，国际评论预言中国要么步前苏前东欧后尘，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场经济。因为在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发祥于以鲜明的“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二者无法嫁接成功。
但中国的经济实践打破了以上断言。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继日本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亮点。有外电评论说，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马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复兴的第一次创举。（注：外电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十分适于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具备起码的工人阶级力量。）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复兴的第二次创举。
在看到中国“新市场经济”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着“瓶颈”的考验。许多人不明白：既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为什么目前还遭遇“瓶颈”？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新市场经济是介于“两端”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体”，这两端就是：A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B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老市场经济私有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是从A端出发的，当它从A端出发之后，生产力开始摆脱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的束缚，打个形象的比喻，它就象一个被围困被压抑已久的大河，一旦开闸，立即就把蓄积多年的能量和潜力发挥了出来，奔腾向前，蔚为壮观，这就出现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奇迹。但当这条大河往前奔流了20多年后，原来的潜能已经用尽，就面临着河床堵塞、河堤泄水等等新问题，此时应该分析这些新问题、采取新对策，而不能再死守旧经验，固执地认为新市场经济可以一劳永逸、一直向前、一往奔腾。新市场经济也要不断地完善，才能长葆其“新”和“健”。
如果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视为一种“典型国有”，那么，中国现在的国有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后国有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既前后脉承、又有显著不同。现在正热炒的国企MBO改革，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整个“新圈资运动”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方法、一条途径。“新圈资运动”的成功，将把中国的“后国有时代”进一步推向高潮。由此所产生的更强大的商人阶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新市场经济克服目前的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的决议
(2003年6月26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武汉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情况及加强公共卫生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市人民政府在省、市委的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依法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应对得当，工作落实，经过全市上下特别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在我市的传播，取得了我市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阶段性胜利，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全市人民的充分肯定。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复杂性和反复性，牢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继续加强领导，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防范措施，依法防治，科学防治，群防群控，严肃纪律，明确责任，扎实工作，夺取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最后胜利。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特作如下决议：

一、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快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加快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全社会卫生水平和文明程度，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发展具有公益性、社会性、公平性的公共卫生事业，是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各级政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高度出发，坚持把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并落实发展规划，逐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改善公共卫生服务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所提出的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制定保障措施，加快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市、区人民政府所属职能部门要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按照各自职责抓好公共卫生工作的落实。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大监督工作力度，认真检查关于公共卫生计划的落实情况，促进我市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认真贯彻执行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地方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加强公共卫生工作奠定了法制基础。当前，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确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做好传染病预防和其他公共卫生工作，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保证各项法律法规得到有效实施。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总结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经验，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建立公共卫生目标管理系统，做到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目标明确，责任到人；建立突发公共卫生预警机制，保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建立健全畅通、准确的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疾病信息网络；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救治体系，配备必要的医疗救治物资、技术设备和人员，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对突发事件的救治能力；建立公共卫生特别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财政保障措施，优先保证农村和城市中困难群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防治需要。

三、增加投入，加强公共卫生基础建设

　　公共卫生工作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各级政府要加大公共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逐步改变公共卫生设施落后的状况，使公共卫生事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要改善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管理好公厕、垃圾收集、处理等环卫设施；加强水环境的保护和污水的处理，特别要重视和监督对有毒有害污水、废弃物的排放和处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加强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满足群众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加强农村卫生组织建设，加快农村改水改厕步伐，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

　　提高农民医疗保健水平；加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心血站和传染病、职业病防治等机构的建设，按照经常性预防和突发性事件处置的需要增添仪器设备，保障必要经费；加强医疗急救中心和妇幼保健等工作；加强公共卫生科学技术研究和应急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四、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提高城乡公共卫生水平

　　要完善组织机构，制定工作目标，落实具体措施，坚持不懈地抓好群众性、社会性的爱国卫生工作，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革除危害健康、污染环境的陋习，逐步形成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的良好风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有步骤、有重点地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污染环境的问题，饮食摊点、夜市排档、集贸市场食品卫生问题等，综合运用教育、法制、经济、行政等手段，集中力量逐项整治，并加以巩固和规范，逐步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卫生水平。

要广泛开展卫生健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全民健身活动，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发动群众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要注意抓好爱国卫生的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单位、社区、村镇等基层组织的作用，落实“门前三包”，开展灭“四害”活动，清除卫生死角，推进“清洁武汉，美化家园”活动向纵深发展，共同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

五、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依法强化公共卫生管理

　　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全市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各组织、单位和全体公民自觉履行法定的公共卫生义务；各新闻单位要加大卫生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无偿地开展公共卫生公益性宣传；教育部门要在学校开设公共卫生教育和法制教育课程，增强学生公共卫生意识和法律意识。

　　要加快公共卫生事业的立法步伐，认真研究和加强公共卫生工作中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问题，制定地方性公共卫生法规和政府行政规章，推进公共卫生事业法制化。各级政府要运用法制手段管理好公共卫生事务，认真贯彻《武汉市执法责任制工作条例》，加强公共卫生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开展执法检查和监督，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为坚决予以追究。要加强公共卫生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保障行政执法人员的基本工作需要。要加大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执法力度，强化对食品卫生和安全的检查，依法取缔无证饮食摊群，严肃查处无照生产经营食品和生产经营劣质食品的行为，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加重处罚；依法制裁破坏公共卫生设施的违法犯罪分子，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城市管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