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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子狗”应当合法化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熊永文 谢娟

关键词：“电子狗” 行政处罚 合法性
引言：
“电子狗”该不该禁，成了近期社会的热门话题。对于这个伴随我国“电子眼”普及而新生的车载移动设备，该问题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并付诸于实施之中，反对者的意见已经体现在了四川、浙江、福建等省市出台的《〈道法〉实施办法》中。而于近日“两会”期间则有政协委员提出了代表另外一方的观点：“为避免频繁的交通事故和违规超速驾驶，‘电子狗’不失为一种控制、监测车速装置，客观上也起到了提醒驾驶员避免超速驾驶的作用。”这是政协委员王家东向上海市政协递交的《关于机动车规范使用“电子狗”的提议》（0600号提案）中提出的内容。

一、“电子眼、电子狗”概述
（一）电子眼、电子狗定义、特征
谈到“电子狗”就不得不说到与之产生息息相关的“电子眼”。所谓“电子眼”就是电子测速系统,亦称数码式快相雷达系统，它通过雷达系统探测车辆速度并以数码相机拍摄超速车辆取证。是现在我国各地方政府斥巨资构建的电子违法取证系统，并被广泛作为交通违法行政处罚的依据。
“电子狗”学名叫测速雷达报警器，是安装在汽车上的雷达警示装置，雷达测速仪通过发送并接收反射回来的脉冲波的频率比，用电脑分析差异，换算出汽车的速度，而测速雷达报警器就是通过接收雷达波用来测量汽车速度的脉冲波，然后发出警告。 现在市面上出售的“电子狗”的监测距离从几百米到上千米不等。“就像给车装了一个可以听到微波的‘耳朵’，当‘耳朵’听见雷达测速仪的声音后，就提醒司机减速或不要闯红灯。”然而也有的“电子狗”还采取了特殊电子手段干扰“点子眼”运行的达到逃避监控的目的。也有的“电子狗”采用GPS系统通过既定和已知的“点子眼”数据库发出警告信号。
二、 电子狗的尴尬现状
（一）“电子狗”是否会造成新的交通违规行为：
1．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产品质量不一，测速仪检测距离并非像说明书上的 300 米 到 1000 米 ，如果有司机在超速行驶的情况下，依据电子狗发出的警报，在距离测速仪较近的时候紧急刹车，很有可能造成追尾事故”。
交警认为，“受到‘电子狗'提醒就小心谨慎，反之则随意违章，这会造成更多交通隐患。一旦因为随意违章而出现交通事故，后果将非常严重。”
另一种情况则是，安装了“电子狗”的车主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反正有“电子狗”把关，叫了就正常行驶，离开“电子眼”的视线就开始超速、违章变道，而这种心理肯定会造成事故。
然而目前监督超速、闯红灯、违章变道等违章行为的并不只是运用遥感或雷达波工作的电子警察，更多的是通过埋设在路面下的线圈进行监测，而地下线圈恰恰是“电子狗”无法感应到的。这样一来，电子狗可能失效，也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也有人从“电子狗”的技术上表示担忧，“‘电子狗'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无线电发射器，但这类发射器制作简陋，发射信号并不不稳定，并且很容易损坏，因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当发射装置被清理后，安装在车上的接收器将完全失效，迷信‘电子狗'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2．另一种认为“电子狗”不会造成新的交通违规行为的观点。持这类观点的主要是司机。有司机说：“‘电子狗'这东西挺好的，有时候不自觉地开快了，发现前方有测速的时候，自然就把车速降下来，这样就达到了安全的目的。”
“电子眼”实际上并不能解决交通违法问题，哪个地方有测速，很多司机都不知道，测速的结果变成了罚款，虽说对罚款对司机有威慑作用，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存有侥幸心理，罚款并不能解决问题，“电子狗”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制裁必须可以预期，不然就无法发挥效力，“电子狗”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成为司机为司机的这种预期提供了技术手段。认为“电子狗”技术不到位会造成事故其实是另外一个概念，并不是说“电子狗”本身不具有减少交通事故的功能。

（二）“电子狗”：合法还是非法
由于“电子狗”针对“电子眼”而来，属于新生事物，是否合乎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其合法性仍处于争论之中。
认为“电子狗”非法的观点表示：
“‘电子狗'的出现直接针对交警执法，意在规避测速，而在客观上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电子狗'无疑是非法的。”
从“电子狗”的技术构成和工作原理来看，“电子狗”的工作频率在 398 － 400MHz 之间。是国家用以固定、移动、卫星和无线电导航业务的，‘电子狗'属于盗用国家无线电频率资源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产品未经有关部门核准，从这个角度来看，研发、生产、销售‘电子狗'均属违法行为，使用一个违法的产品肯定是违法的。”
认为“电子狗”合法的观点则表示：
“‘电子狗'的出现属于新事物，法律对此并无规定，法治的基本原则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狗'的使用应该是合法的”。
“‘电子狗'的使用可以使司机知道自己正在被摄像，因而主动约束，遵守交通规则，这种效果比单纯的只有拍摄而司机因为不知情仍旧超速行驶好多了，既然有这种好的效果，就应该给予肯定，而不能一棍子打死，认为这个东西是非法的”。
然而，根据各省市2006年制定的《〈道法〉实施办法》中，基本上都对“电子狗”的安装与使用实施了限制措施，遏制电子狗的使用。但国家仍旧没有对电子狗的生产销售使用进行统一规定。
（三）安装“电子狗”不违法
而事实上安装在车内的电子狗，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波接收装置，能“接收”到电子眼附近的发射装置发送过来的电波，并提醒司机。就象收音机一样，收音机接收电波，并不会影响广播电台技术设备的正常使用，电子狗也不可能“影响”或“干扰”交警安装的电子眼的“正常使用”。所以，依据这个条例去处罚电子狗，根本就是“曲解法律”的违法行为。而且以四川省出台的《〈道法〉实施办法》为例，该法并没有对于违反该规定的相关罚则，所以如果仅以次为处罚依据很明显执法依据是没有的。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确立了“行政处罚法定的原则”，即处罚某种行为需有法律依据，否则，即使这种行为再“恶劣”，也不能随意处罚。（附法条原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这是行政处罚应遵循的第一重要的原则，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公权力滥用的恶果，远非使用电子狗所能比及。再进一步说，使用电子狗，真的就是“恶”的吗？有人或许认为，司机就是为了违章才装电子狗的，所以应该处罚，但是，你怎么去证实司机的违章动机呢？如果证实不了，怎么能任意处罚呢？司机也会说，安装电子狗，就是要时常提醒自己勿违章。这种理解确实也在理啊，在开车过程中，并不总能时刻盯着速度表，如果超速了，违章事小，造成安全事故就不好了，这时候，如果有电子狗时常提个醒，更利于安全行车，难道不好吗？你可能会说，安装电子狗后，司机在电子狗不报警的情况下，会疯狂超速，更加危险。其实，这种担心基本上是多余的。在容易超速的路段，交警部门基本上都装了电子眼。没有电子狗，司机也会超速，尤其是一些熟路的司机。
　　安装电子狗，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司机违章少了（暂不管司机的动机如何，他（她）终归是避免了违章行为），这在客观上是有利的。二是交警进行的处罚也少了。当然，交警的处罚少了，一方面可以节省警力，这是客观上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导致罚款数额的减少，这是否有利呢？但如果执法机构的利益并不与罚款数额“挂钩”的话，罚款数额的减少，对交警部门是没有影响的。
三、关于电子狗合法化的必要性
（一）杜绝道路违法行为
　　从客观效果上看，安装电子狗，对交通秩序基本上是有利的。从法律上看，处罚电子狗，是没有依据的，如果按交警部门的解释，有点强词夺理了，其影响更为不利。
　　相关交通管理部门和警方在路口安装电子监控设备等特殊装置，目的是为了减少超速、违章行为，而“电子狗”能够提醒驾驶员不要超速、违章，从根本目的上来说，两者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安装“电子狗”的人并不是为了逃避罚款，而只是想防止自己超速。再者说，逃避罚款的直接效果是避免了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作为监控手段的电子警察的警示和威慑违法的目的就达到了，否则驾驶人在被处罚后才知道自己违法驾驶，监控设备的预防目的就没有达到，而且往往就是在驾驶人违法后或者同时产生了交通事故，而预防的目的是没有达到的。
《道法》的实施以及“电子眼”的使用都是为了预防交通驾驶违法，以及交通事故的产生，这是立法和社会的公共价值取向，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一旦“电子狗”的价值符合该标准我们就应当将电子狗合法化。

（二）合法化加强执法透明的力度
“电子眼”即“电子警察”作为一种新近运用的交通执法设备，其地位和作用应当是一种交通行政执法的监督设备，最主要的是其作为交通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取证设备。交警由其形成的电子影像资料为依据对“电子眼”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电子眼的存在往往不为交通驾驶人所知悉，除了隐蔽的固定安装于路口，我们的交警还在路上设立移动“电子眼”于道路旁隐蔽式执法，这常常让人怀疑交警执法的动机。
我们为什么要装电子警察？就是为了能够提高广大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纠正交通违法行为，大家在道路上能够遵章守纪，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不是为了罚款。装电子警察的地点一般都是交通事故相对易发地点，如果装了电子狗，司机能提前得知此处有电子警察，就会作出相应的减速或纠正交通违法行为，从而减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而不是看到了限速牌或者其他警告标志后采取紧急制动等应急措施以避免被拍照可能导致的事故，这样就达到了安装电子警察的目的。
如果不是为了罚款，就没有必要去限制电子狗（那种能干扰电子警察的除外），而是应该持欢迎的态度。
但为何，代表社会公共价值取向的“电子狗”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执法机构的认同反而是大力反对呢？“电子狗”之所以在不少地方遭到执法人员的反对，“电子警察”捕获的违章行为大大减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对于少数将捕获违章事件数量作为考评标准的执法者而言，显然不是好事。 熟悉交警的人都知道，交警队的罚款任务量，交警的罚款和交警的福利奖金等待遇挂钩，虽然交警的罚款大部分上交地方财政，但是财政对其罚款会按比例退支给交警队，即所谓提成。而部分地区执法部门与私人合资假设“电子警察”，将其带来的罚款视为创收来源，由此，对于动了他们“奶酪”的“电子狗”自然是深恶痛绝。如果秉持强调惩罚的执法理念，禁止“电子狗”似乎理所当然。
　　但是一旦将“电子狗”合法化，其效果和作用则恰恰与上述相反。须知，“电子狗”与不让“电子警察”拍到从而逃避监管的“隐形喷剂”不同，驾驶者只有在“电子狗”的提醒下守法开车，才不会被“电子警察”抓到。从这点上来说，“电子狗”的作用不是逃避监管，而是避免违法。
　　其实，近期有的省市已开始在“电子警察”前方150米至200米处作安装提示牌的实践，提醒驾驶者小心驾驶。而采取类似做法的地区也越来越多，杭州甚至将所有“电子警察”的位置在地图上标出。上述做法与“电子狗”一样，都是通过提前警示来避免违章驾驶的出现，是殊途同归。而且这样的做法也是由于电子狗的出现以及人民群众期盼透明执法所催生的行政执法新举措。更何况，“电子狗”通过声音提示驾车者，使驾车者无需为注意提示牌而分神，再加上包括限速、单向行驶、禁止转弯等多类提示，相比单纯的指示牌，作用反倒更为全面一些。
　　既然执法部门已有“预防为主”的执法理念，那又何妨在解决频率等现行法规的障碍后将“电子狗”合法化，使驾车者除提示牌外，多一个提醒小心驾驶的渠道，也使“预防为主”的执法理念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这样也可以达到交警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性，防止暗地执法。
中国古代继承法律制度变迁概论

作者：宋飞

在中国古代（本文只介绍从夏朝至清朝的概况）,继承法律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在这里分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两方面的法律制度变迁加以介绍。
首先介绍夏商周奴隶制社会下的继承制度。在夏朝，父死子继的身份继承制度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王位的继承上。到了商朝，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后期实行的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商朝前期这一独特历史形态，曾被法国孟德斯鸠写入其名著《论法的精神》（见张雁深中译本下册第178页）。周代时，实行以父死子继为主、间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吸收夏商身份继承制度的一些特点，又有所独创。王位嫡长子（即正妻所生长子）继承制在西周时期已经确立。由于西周实行一妻多妾制，王位的继承必须是正妻所生长子，无论其贤与否；如妻无子，则不得不立贵妾之子，不管其年龄如何。至于诸侯王公的身份继承，则是参照王位继承执行。有关财产方面的继承制度，在夏商西周时期是附属于身份继承制度的，土地、财产的继承被排在王、贵族政治身份继承之后。即是说：西周时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不管是身份继承还是财产继承，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紧接着介绍中国封建制社会构建初期的继承制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增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奴隶制开始崩溃，新的封建制社会形态开设慢慢构建，财产继承问题日益突出出来，有关的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如商鞅在秦国颁行的分异令，就肯定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利。秦朝建立以后，《秦律》中又将这些改革派的继承法思想收入其中，形成了封建社会第一套完整的继承制度。但是奴隶制法中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依然保留下来了。
然后，我们来介绍中国封建制社会成熟时期的继承制度。
到了汉朝，在身份继承领域，嫡长子继承制度又得以加强。在借鉴周代经验基础之上，汉朝明确规定，嫡长子才能继承封爵，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在财产继承上，采取诸子均分的形式，同时规定女子也有遗产的继承权利，这与西周时的做法是一大进步，这些有益内容也被我国现行继承法所吸收。汉代出现最早的遗嘱继承文件，该文件内容有遗嘱订立人、代书人和证人三方当事人，手续齐全，具有法律效力。以上这些表明了在财产继承上，汉朝法律较前又前进了一大步。
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由于在继承制度方面强调嫡子（正妻所生之子）的继承权，故妾不得触犯正妻的权益。西晋是的晋武帝还专门下召禁止乱嫡庶之位。此外这段时期也不得收养异姓为子，以免家庭内财产外流。
到了唐代和五代时期，在继承制度方面，已经明确的将宗祧继承（身份继承的一种）与财产继承加以区别。宗祧继承名义上是继承祭祀的权力，实际上是与标志政治权力的官爵继承紧密相连，故在唐代宗祧继承似乎与百姓关系不大，而财产继承制是每家每户的大事。唐代的财产继承制度比汉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唐代已将“诸子均分”作为法定继承的基本原则。若有遗嘱者，即不按法定顺序继承，采取遗嘱优先的原则。女子出嫁后，原则上在娘家没有继承权。但如果出现“户绝”（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女子还是可以依法取得全部遗产。此外，在分家析产时，在室女（即未嫁女）可以分到相当于未娶兄弟聘财一半的财产作为自己的嫁妆费。但此时期的私生子依唐律不享有继承权。
到了宋朝，有关继承的法律制度，就比唐律规定得更加详细，更具灵活性，可以说已经达到封建继承法制的顶峰了。
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和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外，还规定出嫁女（即已婚女）继承份额为男子的三分之一，没有出嫁女则按数额给出嫁亲姑姐妹侄女得一分。如寡妇招接脚夫（后夫），不享有法定继承权，即如寡妇改嫁到后夫家生活或其死亡，财产要没 为官府所有。宋朝法律对遗腹子、私生子、“义子” （即继子）及赘婿（俗称上门女婿）的财产继承权也做了规定。如规定遗腹子与已出生的亲生子享有基本相同的继承权。别宅子（即私生子）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与生父有血缘关系，不管是否同居或同籍，官府即承认其地位，允许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如果不入户籍，又无证据证明身份，其申请继承，官府不予受理；将“再嫁之妻将带前夫之子就育后夫家者”（即继子）称之为“义子”，义子不得随义父（即继父）之姓。如义父死，则归本宗，不享有义父财产所有权，但可以分得其母随带财物。赘婿在家庭中没有财产权和男子应有的地位，更无权承继妻家财产。但如果“（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可分给赘婿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
南宋时，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人的办法。这比唐代的规定更加灵活。绝户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这为明朝的“立嗣”制度的创建构建了基础。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另外的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收为官府所有。
宋朝在唐朝“遗嘱处分”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例如立遗嘱人须有年龄限制，其次遗嘱以书面文字记载为有效，并且凡未经官印押（类似于现代的公证）的遗嘱，法律不予承认。同时，根据遗嘱“已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及满五年而诉无分违法者各不受理”，及“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这又有点像现在的诉讼时效制度。
到了元朝，在继承问题上部分摆脱了封建宗祧继承制的影响，主张蒙古人与色目人（西夏、回回）各依本族习惯法进行财产与权位上的继承。同时承认寡妇与无子之家的女子享有继承权。但对汉族人的继承，也同样依照法律，采取嫡长子继承爵位和权位、财产诸子平分的方法。在室女与出嫁女也有继承权，但数额少于男子。金元时期对奸生子的法律态度较唐宋更加宽容，规定奸生子（即私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正妻所生之子）的四分之一，庶子（妾所生之子）的三分之一。
最后介绍中国封建制社会衰败时期的继承制度。
到了明朝，在继承制度上，开始恪遵唐宋时留下的古代法固有传统，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相结合，嫡长继承和共同继承并存，以及男女不平等等等。但在继承的具体制度上也有变化发展，主要是立嗣制度更加灵活，奸生子的继承权得到上升。关于立嗣制度，起源于唐宋时的“绝户”制度。“有子立长，无子立嗣”，是中国古代宗祧继承的原则。明朝法律规定，嗣子必须从同宗近支或同姓的卑亲属中择立，且应昭穆相当，不得尊卑失序，亦不许乞养异姓为嗣，这一点与魏晋南北朝的做法相似。法律所要求的立嗣行为称为“应继”，但如“应继” 嗣子不尽孝道，不为所后者亲，立嗣者可告官别立。明代中叶法律又作较为灵活、自由的补充规定：“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依大明令分给财产”。立嗣者择立亲爱者为嗣，是为“择继”。 奸生子在唐朝被认为无继承权，宋代的规定有所松动，至金元，奸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的四分之一，庶子的三分之一。明代则规定，奸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的二分之一。如别无子而立嗣，奸生子则与嗣子均分遗产。如无应继之人，奸生子可继承全部遗产。
到了清朝，继承制度基本沿袭明制，又将身份继承分宗祧继承和封爵继承二种。宗祧继承承袭明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办法（嫡长子－嫡长孙－嫡庶子－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庶子－庶次孙）。前者无则立后者。违反该法定顺序，处杖80。如嫡庶子孙全无的家庭，则采取立继的方法确定继承人，这与南宋时的“绝户”制度极为相似。禁止立养子、义子为继承人，但允许独子一人享有同宗两家的继承权（独子承祧，俗称兼祧）。，不得随意接触。即使继承又养男儿，嗣子的身份仍不丧失。如果生身父母愿将出继子领回的，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才能撤销立嗣关系。如有嗣子不孝或与继亲相处不睦之情，允许废除立继关系重立嗣子。封爵继承制度适用于世袭贵族家庭和军功家庭，其继承顺序同宗祧继承，嫡长子享有优先继承权。在财产继承方面，清律不仅规定诸子均分财产的权利，对赘婿和养子的财产继承权也有规定。亲生女只有在无男户的情况下，才有继承绝产的权利。这与唐代和南宋旧制相同。夫亡妻子无子而守孝者，才有继承丈夫份额财产的权利。这又与金元时期的制度相似。


参考文献
1、《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怀效锋主编
2、《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修订版。巫昌祯主编
3、《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版，（法国）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
4、《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