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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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邮电部
邮电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邮电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邮电通信科学技术成果（以下简称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的管理，正确评价科技成果水平，保证科技成果的质量，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结合我部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执行国家、部、司（局、部直属公司、院）科技计划项目所完成的科技成果，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进行鉴定的其它科技成果，都应按照本办法进行评价和鉴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的范围包括：
（一）理论研究成果：
指发现和阐明自然现象、特征、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在学术上具有新见解，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的理论成果。
（二）软科学研究成果：
指为推动邮电通信的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对促进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重大作用而进行的有关战略、政策、评价、规划、预测、科技立法及有关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
（三）应用技术成果：
指适应经济发展、满足邮电通信需要，具有创造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以及科技情报、标准、计量等应用技术研究成果。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由各级科技成果管理机构统一归口管理。
部科学技术司归口管理全国邮电系统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负责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组织部重大科技成果的鉴定。
各司（局、部直属公司、院）的科技管理机构负责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管理，并负责向部科学技术司推荐重大科技成果鉴定项目或接受科学技术司的委托主持专业重大科技成果的鉴定。
第五条 鉴定证书由组织鉴定单位统一编号颁发，科学技术司委托各局（局、部直属公司、院）主持的鉴定，组织单位是科学技术司，鉴定证书由科学技术司编号颁发。
第六条 组织鉴定单位应对鉴定委员会提交的鉴定报告进行认真审核，发现鉴定报告中有重大缺陷的，应当责成原鉴定委员会补充进行鉴定和评价，发现鉴定报告弄虚作假或者在鉴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的，有权驳回鉴定报告，另行组织鉴定委员会重新进行鉴定。
鉴定报告经审核、批准后，组织鉴定单位应就鉴定合格的科技成果颁发鉴定证书。
第三章 鉴定形式
第七条 科技成果鉴定可采用三种鉴定形式：
（一）检测鉴定：
由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设立或国务院有关部（委）认定的专业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有关规定技术指标进行检测、评价，作出结论并出具证明，根据检测结构由组织鉴定单位颁发鉴定证书。
（二）验收鉴定：
由验收单位按照计划任务书（合同书）所规定的验收标准和方法进行检验、测试、评价，由组织验收鉴定单位颁发鉴定证书。
（三）专家评审：
1．函审鉴定：专家通过审阅文件、资料即可评价成果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的科技成果，由组织鉴定单位将所要鉴定的有关文件、资料以书面形式送往指派的专家（5～7人）审查和评议，由指定的主审专家汇总各专家的评审意见并做结论，最后连同各专家的函审意见书一并送交组织
鉴定单位审查；经审查合格后，组织鉴定单位颁发鉴定证书；
2．会议鉴定：组织鉴定单位聘请有关专家召开鉴定会对成果进行审查、评价；由组织鉴定单位颁发鉴定证书。
第八条 科技成果鉴定可采用的三种视同鉴定形式：
（一）已经在生产（或使用）实践中证明技术上成熟已取得经济、社会效益，并由实施单位出具证明的，组织鉴定单位负责审查并颁发视同鉴定证书；
（二）经技术合同登记机关登记的技术项目，已经按合同约定验收合格，在生产实践中应用后取得社会、经济效益，并由当事人出具证明的，组织鉴定单位负责审查并颁发视同鉴定证书；
（三）经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专利，实施后取得经济效益，并由实施单位出具证明的；组织鉴定单位负责审查并颁发视同鉴定证书。经国家和行业归口部门正式颁发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计量检定规程，以批准文件为准，不再办理视同鉴定证书。
第九条 科技成果鉴定的形式，由组织鉴定单位根据成果的不同性质进行选定，三种鉴定形式和三种视同鉴定形式均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章 申请条件
第十条 申请技术鉴定的科技成果按其鉴定类别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科学理论成果：
1．完成课题研究任务，其主要著作（论文）在全国性、国际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年；
2．学术（或技术）资料齐全，符合科技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
3．学术资料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发表情况说明、国内、外学术情况对照材料，论文发表后被引用情况报告。
（二）软科学成果：
1．完成项目研究任务，达到任务书规定的各项要求；
2．学术（或技术）资料齐全、适合科技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
3．学术资料主要包括：技术合同或计划任务书，总体研究报告，专题论证报告，调研报告，模型运行报告，国内、外研究情况对照材料等。
（三）应用技术成果：
1．完成项目任务，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
2．技术成果要先经过三个月以上的试用，经实践证明其技术是成熟的；对于通信系统或高技术成果研究中难度较大、周期较长的，组织鉴定单位可酌情组织阶段成果鉴定；
3．技术资料齐全，并符合科技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
4．技术资料主要包括：技术合同或计划任务书、研究报告、技术指标及测试报告、实验报告、使（试）用报告、有关设计技术图表、总体技术要求、国内外技术情况对照材料、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等。
第十一条 申请视同鉴定的科技成果应做到：
（一）填写《视同鉴定证书》并附有关鉴定所必须具备的技术文件资料；
（二）应提交科技成果的有关证明：
1．科技成果实施单位出具的财务部门的经济效益证明或社会效益证明；
2．技术合同当事人出具的财务部门的经济效益证明或社会效益证明；
3．专利实施单位出具的财务部门的经济效益证明或社会效益证明。
（三）报送部科技司及有关主管局（局、部直属公司、院）科技成果管理机构审核，颁发视同鉴定证书。
第五章 申报程序
第十二条 申请鉴定必须由项目完成单位填写《科技成果鉴定申请书》（一式四份），附全套技术文件资料，按以下程序申报：
（一）国家和部科技计划项目，按计划归口关系逐级向项目下达单位主管部门申请；
（二）计划外项目（含个人完成的科技成果），经单位审查同意后，按行政隶属关系逐级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
（三）共同完成项目，须经参加项目诸单位协商一致后，由项目牵头单位和其它参加项目单位共同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
（四）凡存在争议的项目，必须待异议解决后，方可提交鉴定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鉴定的单位应在申请鉴定时间前一个半月向组织鉴定单位提交四份鉴定申请书和必备的技术文件，组织鉴定单位收到鉴定申请书后应进行认真审查并在半个月内作出明确答复。
第十四条 组织鉴定单位发现申请鉴定的科技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批准鉴定：
（一）未按本办法规定程序申请；
（二）不符合鉴定条件；
（三）项目完成单位、主要研究人员不能确定；
（四）有争议的项目，争议尚未解决；
（五）不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要求。
第六章 鉴定委员会
第十五条 鉴定委员会由申请鉴定单位推荐，组织鉴定单位审定聘请有关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成员一般控制在七——十五人，并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参加成果鉴定的成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该行业或领域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称）；
（二）具有较高的学术（技术）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十六条 鉴定委员会对鉴定项目的未详情况，有权要求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重复试验和查阅有关材料，项目负责人有答辩和解释义务。
第十七条 鉴定委员会在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扰下，独立开展技术鉴定工作，若发现被鉴定项目有问题，可不通过鉴定。
第十八条 鉴定委员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鉴定工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通过鉴定评价结论并记入鉴定报告，对鉴定评价结论持异议的，应在鉴定报告中注明。
第十九条 鉴定委员会要对鉴定评价结论的正确性负责。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应对被鉴定的科技成果承担主要技术责任，全体鉴定委员要在鉴定证书上签名。
第二十条 被鉴定项目的课题研究人员不得参加鉴定委员会，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参加鉴定委员会的人员不得超过鉴定委员会成果总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参加鉴定委员会的人员，均应对被鉴定的科技成果承担技术保密义务，对泄密、剽窃他人成果等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当事人要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鉴定理论成果和应用技术成果时，根据（90）国科成字669、908号文的规定：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含行政性公司）所列计划项目鉴定时，国家行政机关（含行政性公司）的处室、司（局）、部委的领导干部，不得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同行专家的身份参加鉴定
委员会，但可以同行专家身份参加本部计划外（如外部委、国家攻关）项目的鉴定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在组织本局下达计划项目的科技成果鉴定时，有技术职务（职称）的处以上干部，可以组织鉴定工作并参加鉴定委员会，但不得领取咨询费（劳务费）和其他物品。
第七章 鉴定结论
第二十三条 科学理论成果
（一）所需文件是否齐全并符合要求；
（二）论点是否正确、论据是否充分、数据是否可靠；
（三）与国内外同学科相比较，其成果的创新点、价值及达到实际水平；
（四）对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的评价；
（五）对应用理论检验效果和应用范围的评价；
（六）该成果存在的缺点及改进建议；
（七）采取函审方式评议时，应将专家函审意见书附在鉴定证书之后。
第二十四条 软科学成果
（一）所需文件是否齐全并符合要求；
（二）技术方法是否先进，数据是否准确可靠；
（三）成果是否可行，实际达到水平；
（四）应用情况和实践检验效果的评价；
（五）该成果存在的缺点及改进建议；
（六）软科学鉴定时，应将专家函审意见书附在鉴定证书之后。
第二十五条 应用技术成果
（一）所需文件是否齐全并符合要求；
（二）是否达到设计任务书或（技术协议书）规定的指标；
（三）技术数据是否准确，图表是否完整；
（四）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相比有何创新，所达到实际水平；
（五）实践检验的效果、推广应用难易程度；
（六）技术经济分析和成本的测算；
（七）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建议。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需要申请专利保护的科技成果，应在申请专利后再申请鉴定。
第二十七条 科技成果的密级按照国家科委《科学技术保密条例》和《邮电部科学技术保密细则》规定要求申报，建议密级由申请鉴定单位填写，组织鉴定单位统一编号并负责填写批准密级。
第二十八条 为确保国家科技秘密不被泄密，凡未明确密级评价结果的鉴定证书一律无效。
第二十九条 鉴定证书上的主要研究人员名单，是指对该项科技成果直接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员，应按其贡献大小顺序排列。
第三十条 各副司（局）级单位不能主持鉴定工作。
第三十一条 对应聘参加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的专家，根据本行业、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发给一定的技术咨询费（此咨询费由被鉴定单位支付）。
第三十二条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科学技术成果视同鉴定证书》、《科学技术成果鉴定申请书》和《邮电部科研成果函审意见书》按统一规定的格式印制。
第三十三条 鉴定中需测试时，应给出测试仪器、仪表清单及有效检定证书。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邮电部科学技术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七年三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同时废止。
1991年3月1日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法制办市档案局关于太原市行政复议案件档案管理规定的通知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法制办市档案局关于太原市行政复议案件档案管理规定的通知
并政办发〔2009〕8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局、办，各有关单位：
市法制办、市档案局关于《太原市行政复议案件档案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
太原市行政复议案件档案管理规定
市政府法制办 市档案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复议案件档案科学管理，实现行政复议案件材料立卷归档和档案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复议案件档案是指行政复议机关或行政复议机构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时，从申请人提出申请时起至行政复议机构受理、审查到结案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以文字、图表、声像、电函等形式表现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本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及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行政复议机构应按本规定做好行政复议案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工作。
第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或行政复议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行政复议案件档案管理，并纳入岗位责任制内容，确保行政复议案件档案完整、安全，并积极提供利用。
第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遵循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将行政复议案件档案列入综合档案室管理范围，统一编号，按年度每案立专卷、一案一号方法进行整理，并依照文件材料形成规律，保持文件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跨年度行政复议案件在结案年立卷归档。
第六条 各类行政复议案件法律文书统一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打印，需要手写的，书写文字应用碳素墨水、蓝黑墨水或墨汁，字体要求整齐清晰。
第二章 文件材料收集整理
第七条 行政复议案件文书立卷归档工作由案件承办人员具体负责，案件受理后即开始收集、整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依据和相关材料；案件办结后认真检查文书材料是否收集齐全，不完整及时补齐或采取补救措施，剔除与本案无关的文书材料。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为立卷审核人。档案人员指导行政复议案件材料的整理并承担档案保管、利用工作。
第八条 立卷归档的行政复议案件材料只留存一份原件为正本，多余的文书材料可另立一卷为副本。副本按正本收录的文书材料立卷，缺者可复印补足。
第九条 立卷的文书材料、声像材料应分别整理。密不可分的文书材料依顺排列在一起，文电合一立卷，排列时批复在前、请示在后，正件在前、附件在后，印件在前、定稿在后，转发件在前、原件在后；内容相同的文书材料只存一份，特殊情况除外。
声像材料应用文字标出摄像或录音对象、时间、地点、中心内容和制作人等，按时间顺序登记造册。 归档物证凡能够附卷保存的应装入证物袋，标明物证名称、数量、特征、来源；不能附卷保存的，应将其照片附卷，并在备考表上注明物证名称、规格、特征、保管地点等。
第十条 由行政复议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案件材料可与原行政复议案卷合并立卷归档。
第十一条 没有参考价值的信封、工作材料，内容相同的重复文书材料，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复制件和与行政复议案件无关的其他文书材料不属于归档范围，由案件承办人依照档案管理和保密规定自行销毁或保存。
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案件文书材料按档案管理要求和法定办案程序形成的文书材料依顺序排列，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复议案件材料需要入卷的，按逻辑顺序适当确定编排位置。
第三章 卷内文书材料编目和装订
第十三条 卷内文书材料按排列顺序依次用阿拉伯数码编写页号，用铅笔标注于有文字的每页材料正面右上角、背面左上角。封面、卷内目录、封底不编页号。
第十四条 卷内目录按行政复议案件文书材料排列顺序逐件填写。
第十五条 《备考表》印制在案卷封底上。有卷内文书材料情况说明的，逐项填写在《备考表》内；无情况说明，也应填写立卷人、审核人姓名及立卷时间。
第十六条 案卷封面按规定逐项填写。行政复议机关是政府部门的，注明本部门名称。案由用简明、准确的法律术语填写。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应注明全称。行政复议请求、结果、日期根据案件实际简要填写。
第十七条 案卷封面、卷内目录应用钢笔或毛笔按规定项目逐项填写齐全或用计算机打印。字迹要求规范、工整、清晰，打印编排须符合规范要求。
第十八条 案卷装订前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对破损或字迹模糊的文书材料进行修补或复制，复制件置于原件前面；
(二)大于A4标准规格的纸张应折叠，小于A4标准规格的纸张应托裱；
(三)案卷装订不得压住字迹或图画；
(四)需要附卷保存的信封，应打开展平加贴衬纸，邮票不得撕揭；
(五)外文及少数民族文字材料应附标准汉语译文；
(六)文书材料上的金属物必须剔除，以防锈蚀。
第十九条 案卷厚度以每卷不超过15毫米为准，材料过多的，应当按顺序分册装订。
第二十条 案卷采用三孔一线左侧装订，装钉线长度约160毫米，在卷底装订线结扣处粘贴封志。装订时不得把文字压在线内。
第四章 档案保管期限
第二十一条 行政复议案件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为永久、定期两种。凡具有长远查考和利用价值的行政复议案件档案，应永久保管；凡在较长时期内具有查考和利用价值的行政复议案件档案，视其重要程度分20或5年定期保管。
第二十二条 下列行政复议案件档案应永久保管
(一)与自然资源使用权、所有权有关的；
(二)涉及农村土地、林权承包、流转的；
(三)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
(四)涉及企业经营权、股权及企业兼并、分立、改制、上市、各类民事主体重大不动产投资的；
(五）重要组织撤销、变更、设立、改组等事宜和其他与财产权、身份权有关的；
(六)在本地区、本部门有重大影响的；
(七)重大涉外行政复议案件；
(八)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研究讨论价值的；
(九)案情或案由为新类型或就该案的法律适用、事实认定问题有重大争议及对该案的法律适用或解释、事实认定问题请示过上级行政复议机关、有权机关的；
(十)其他需要永久保管的行政复议案件档案。
第二十三条 下列行政复议案件档案应定期保管
(一)时效性短、影响面小、利益冲突小的行政复议案件档案（包括不服轻微行政处罚、不服轻微行政强制措施、未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行政不作为、其他适用于短期保管的档案），保管期限为5年。
(二)不适用永久保管或5年期保管条件的其他行政复议案件档案，保管期限为20年。
第二十四条 行政复议案件档案保管期限从行政复议案件办结或终止行政复议后下一年起算。
第五章 归档和移交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复议案件结案后10日内，案件承办人应及时对案件全部材料进行整理、装订立卷；结案后15日内向本单位档案管理人员移交。
第二十六条 随卷归档的声像材料应在每盘(张)材料上注明当事人姓名、事由、档案编号、参见号、录(摄)制人、录(摄)制时间等，逐盘(张)登记造册归档，单独存放保管，并根据保管期限定期复制。
第二十七条 纸张类行政复议案件证物应装订入卷，不能附卷保存的应拍摄成照片并附卷，原物按有关规定经领导审批后处理。
第二十八条 卷内文书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应列为密卷，归档时在案卷封面右上角加盖密级章。密级的确定、变更、解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案卷号从“1”开始，按结案时间顺序编制。档案管理人应当按归档顺序及时填写档案案卷号。案卷目录按保管期限分类填写，并分类编排。
保管期限代码分别用“I、Ⅱ、Ⅲ”表示永久、20年、5年保管期限。保管期限代码与案卷号的组合方式为：“保管期限代码—案卷号”。
第三十条 移交档案应由移交人与接收人进行验收登记，签名并注明日期。
第六章 查阅和保护
第三十一条 行政复议案件档案一般不外借。行政复议机关（机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可以查阅档案。查阅档案应办理查阅手续，当场查阅，当场归还。确需外借的，由单位分管领导签字批准后办理借出手续，并规定调借期限。
第三十二条 上级机关、司法机关需要调阅档案的，应当支持。由行政复议机关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向本机关行政复议机构档案保管员办理借出手续，送需要调阅的机关，并负责与调阅机关联系归还档案。 第三十三条 查阅、调阅列为秘密以上密级的档案必须经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签字同意。
第三十四条 查阅人不得自行复制所查阅档案材料或转借他人。
第三十五条 借阅行政复议案件档案严禁涂改、圈划、抽换、批注、污损和折皱，档案管理人员如发现上述情况，应报告主管领导按规定追究借阅人责任。
第三十六条 经批准抄录、复制、复印的档案材料由复议机构核对无误后，加盖行政复议机关或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专用印章，与档案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七条 档案保管部门及保管人员违反保密制度，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行政应诉案件文书立卷归档可参照本规定办理。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行政执法组织应依据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档案管理制度。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办、市档案局负责解
反腐败三十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回顾与前瞻
游 伟 李长坤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三十年。本文从贿赂犯罪类型、主体范围、立法技术及立法观念等方面探讨了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三十年的演进理路，同时，为更好地廓清这一发展脉络，作者还回顾了贿赂犯罪立法演进中的相关重大案件及其理论纷争。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展望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改革三十年 法治 反腐败 贿赂犯罪 刑事立法
一、过去与现在：贿赂犯罪三十年立法演进
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正式公布，当时刑法典对贿赂犯罪仅规定了一个条文。1979年刑法典颁行后的三十年，是我国全力推进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与经济体制的转变，贿赂案件的发案数由少到多、涉案金额由小到大、贿赂形式由简到繁、损害程度由轻到重。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惩治贿赂犯罪的需要，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一)贿赂犯罪类型形式多样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一切经济交往活动都具有“公”的性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因而当时的贿赂行为主要也发生在公务部门行使公务活动过程中,体现在刑事立法中，我国刑法规范的重点主要针对公务贿赂犯罪。1979年刑法典设置的一个惩治贿赂犯罪条文，涉及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罪三个罪名，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对收受“回扣”和“手续费”等形式的经济受贿行为做出特别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向当代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转变，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贿赂犯罪由单一的公权力领域向商业领域等私权力领域转变，单一的公务贿赂逐步发展为多元的公务贿赂、商业贿赂、行业贿赂并存状态。特别是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发生在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形成日益突出的问题。对此，我国立法也适应这种贿赂形式的变化，由单纯规定公务贿赂向规定公务贿赂、商业贿赂等方向转变，形成了日趋完善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同时也将相对应的给予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规定为行贿。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第一次关于商业贿赂犯罪实质内容的规定。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将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随后最高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则将上述行为解释命名为“商业受贿罪”。 1997年刑法典除延续上述规定外，又增加了公司、企业人员经济受贿、单位经济受贿及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规定，从而使贿赂犯罪的类型更趋多样化，不仅包括公务领域，还涉及到经济领域和特定行业管理与服务领域。
(二)贿赂犯罪主体走向多元
1979年刑法典中贿赂犯罪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利益主体开始分化并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一些可能实施贿赂行为的新的主体开始陆续走到了社会活动的前台，立法为此亦在不断的适应和调整，犯罪主体也日益扩大着自身的范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单纯的个人犯罪扩展到单位犯罪。1979年刑法典并未规定现代意义上的单位犯罪。 因为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单位尚不存在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不存在需要用“两罚制”予以惩治的单位犯罪。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单位参与到经济生活中来，单位或法人行贿、受贿的案件日益增多，形成了自然人、单位单独或者共同犯罪的复杂局面。在单位犯罪中，既有国有单位，又有集体单位与私营企业；既有国内法人单位，又有国外法人组织。因此，贿赂犯罪涉及到形形色色的法人与单位。为了及时应对这一变化，我国刑法逐步将单位贿赂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1985年7月，“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对于单位受贿、行贿的问题做出相应解释，从实质意义上确定了单位受贿、行贿行为，但这一司法解释出现在立法尚未对单位犯罪主体作为明确确认时，被一些学者认为有僭越立法权之嫌。 第二步是1988年1月的《补充规定》，它在对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做出更为全面完善表述的同时，首次正式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纳入贿赂犯罪的刑法体系之中。在当时刑法学界反对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学术声浪颇高的情况下，立法毅然在《海关法》基础将单位贿赂犯罪纳入我国刑法，体现了立法应对司法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迫切需要。第三步是在1997年刑法典中又增加了对单位行贿罪的规定。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事立法在对单位受贿行为的规制中，坚持只处理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
二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扩展到非国家工作人员。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受贿犯罪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在1988年1月《补充决定》所规定的受贿罪主体中，将国家工作人员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列，显然，受贿罪的主体已不限于原本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1995年的《决定》根据主体的不同，将受贿犯罪分解为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罪，规定了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或职工构成商业受贿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典除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作出明确限定外，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规定。但是，该刑法典对受贿犯罪的主体规定仍然存在盲区，对于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贿赂行为刑法无法调整，导致司法者在面对诸如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裁判吹“黑哨”等行为时束手无策。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弥补了这一欠缺，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展到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的人员。显然，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将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均囊括在内，基本扫除了受贿犯罪主体中的盲区。
（三）贿赂犯罪立法技术日益成熟
三十年来，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技术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并呈现出日趋成熟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趋于成熟。1979年刑法典将贿赂犯罪规定在第8章渎职罪中，涉及刑法条文仅有一条；1982年《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8年的《补充规定》和1995年的《规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对贿赂犯罪作了相应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补充规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结合并编为刑法典的一章“贪污贿赂罪”，并将《规定》中的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1997年刑法典将贪污贿赂罪单独成章的规定，这在我国刑事立法例中具有创新意义。 2006年，我国再次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中“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及公司、企业人员经济受贿是否需要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从上述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的演进情况看，包括在刑法典中以专章加以规定及采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修改等形式，均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模式及技术的成熟。
二是贿赂犯罪的罪状建构更趋明确。在立法过程中，运用罪状对犯罪行为进行描述是重点对其进行定性还是兼顾定量因素，各国刑法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即定性模式和定量模式。 1979年刑法典对贿赂犯罪采用了定性模式，但自1988年《补充规定》开始，我国贿赂犯罪的罪名大量采用了定量的罪状建构模式，即将数额及数量按照大小、多少区分为多个彼此衔接的幅度，再相应的规定轻重不同的刑罚，从而形成幅度相对而言较小，数额、数量的大小与法定刑的轻重相互对应的罪刑等级系列”， 增强了刑法的具体性与明确性，以防止司法擅断。当然，这种罪状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罪刑法定主义张扬过度之嫌，在法律的司法运用中也反映出一定的弊端，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三是贿赂犯罪的罪名安排更趋缜密。我国1979年刑法典仅包含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个罪名，颇为粗略。从《补充规定》、《规定》直至1997年刑法典，贿赂犯罪的罪名更趋严密。首先，基于犯罪客体的不同立法对私营部门的贿赂罪与公务部门的贿赂罪予以分立，将贿赂罪的犯罪主体区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被规定在破坏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罪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单位有关的贿赂犯罪，被纳入到刑法分则贪污贿赂罪专章。然后，立法者再根据贿赂罪的主体或对象是单位还是自然人的不同，将它们进一步划分为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以及对单位行贿罪。从而使其罪名体系更为完善和周全。
（四）贿赂犯罪立法观念趋于理性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行为相对高发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如何设定贿赂行为的犯罪圈，无疑是对刑事立法者智慧的考验。三十年来，在党纪、政纪处分的配合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坚持逐步扩大又谦抑谨慎的态度。如前所述，随着我国社会初步实现从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向当代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的转变，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体现了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与我国社会结构三元发展变化的协调与一致。同时，对于贿赂内容是否应当包括非物质性利益、被动型受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行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主观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求、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如何设定等问题，虽然理论界常有扩大犯罪圈的呼声，而且相关国际条约以及各主要国家的立法中也有相应规定，但我国立法者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为所谓“与国际接轨”而贸然修改刑法，将我国贿赂犯罪设定在一个相对收缩的范围之内。
鉴于目前贿赂行为的总体态势与司法状况，我们认为，上述有所扩大但又有所限缩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正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所做的一种选择。刑法并不是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不顾实际情况，轻易扩大贿赂的内容，将诸内涵十分丰富的所谓“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均予入罪，或者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与行贿罪中的相应要件限制，或者盲目降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则由此造成的结果极有可能与我们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贿赂行为立即大量犯罪化的结果，可能就是实践中越来越大的“犯罪黑数”，以及更多的法律上的“死的条款”，导致刑法条文虚置，使刑法的打击力量更加软弱无力，反而助长贿赂人员的气焰和降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在目前国情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刑法的增量来显著减少贿赂行为的发生率，必须适当收缩刑法规范的范围，集中力量打击那些严重的贿赂犯罪，而将其他贿赂行为作为一般违法违纪现象，由党纪、政纪或者行政处罚手段去加以调整。
二、事件与争议：贿赂犯罪立法中的典型事例
在我国三十年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过程历史进程中，一些案件曾经引发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激烈争议，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的是非争论，有些绵延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还有一些涉及贿赂犯罪立法的理论问题，也曾引发理论界的深入讨论，其中一些意见已经被现行刑法所吸纳。可以这么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演进的过程与这些重大案件及理论的争论、探讨息息相关，回顾贿赂犯罪立法、司法过程中的这些重要事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贿赂犯罪的立法脉络、看到它的发展轨迹。
（一）韩琨案:受贿罪与取得合法报酬的界限问题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计划经济体制仍占统治地位，当时对居间交易、介绍信息收费、业余兼职提供技术服务取酬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行为，常常被以行贿、受贿行为予以打击。这种错将从事合法劳动获得合理报酬的行为当作贿赂犯罪处理予以做法，大大挫伤了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其中一些案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最终被无罪释放。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韩琨涉嫌受贿无罪案。
韩琨系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1979年他受家乡奉县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的请求，担任了该厂技术顾问。后韩帮助该厂研制成功新产品橡胶密封圈，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81年，钱桥公社党委开会讨论，认为橡胶厂取得的效益与韩琨等人的辛苦劳动是分不开的，决定以奖金的方式发给有贡献的人员3300元，韩分得1200元；同时还决定将韩的妻子吸收到橡胶厂工作，后韩妻实际上未到该厂工作，韩连同其妻的“挂名工资”共得3000余元。此事不久即被韩琨单位发现，领导认为他涉嫌犯罪，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控告，后被以受贿罪起诉。该案被曝光后，犹如一把盐撒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热锅，引起了包括政法、科技、农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波及全国。当时主张有罪与有功的双方互不相让，针锋相对。加之当时全国不少地区均存在类似案件，韩琨案引发的风波，其波及面之广，影响面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 最后该案在中央高层“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批示下才逐渐平息，由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韩琨涉嫌受贿罪的起诉。
通过韩琨案的大讨论，理论与实务界达成共识：科技人员在做本职之外，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有益于社会生产的劳动和服务，取得适当的报酬，不能作为犯罪认定。 当然，对那些以“工资”、“劳务费”、“辛苦费”名义收受财物，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如果符合受贿罪其他要件的，仍然应当以受贿罪论处。在 1985年7月“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对类似的收取劳务费、介绍费、回扣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为他人推销产品、购买物资、联系业务，以酬谢费、手续费、提成、回扣等各种名义收受财物的，不应认定受贿罪。从而解决了曾经颇具争议的对这类行为是否需要动用刑事手段作为犯罪处罚的法律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智力成果、创新技术向乡镇企业和社会的转移，并进一步促成了科技人才的市场化流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龚建平“黑哨”案：贿赂犯罪主体认定之争
龚建平“黑哨”案系我国司法介入足球赛事腐败行为的“第一案”，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都受到法学界、体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持续关注。该案被告人龚建平是国际级足球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在2000年至2001年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A、甲B主裁判期间，利用主裁判的职务，受贿9次，合计人民币37万元，并为相关球队或俱乐部谋取利益，在国家监察部介入调查的基础上，最终由公安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对“黑哨”裁判的此类权钱交易行为能否使用刑法予以处罚，以及如果构成犯罪又该怎样治罪，社会公众与法学理论界见仁见智，观点不一。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足协聘任或者聘请的裁判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则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亦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那么无法追究“黑哨”行为的刑事责任。正当各方争议不休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2月发出《通知》要求依法严肃处理“黑哨”腐败问题，并明确指出，根据目前我国足球行业管理体制现状和体育法等有关规定，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诉；同年12月，检察机关即以企业人员受贿罪提起公诉。2003年1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龚建平系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判决后，龚建平提出上诉，2003年3月，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此案虽然早已盖棺定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仍然耐人寻味。该案所引发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及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主体规定的不周延等问题，在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中亦未完全平息。由于1997刑法典并未直接明确地将类似“黑哨”裁判之类的人员纳入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范围，对龚建平一案直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和认识差异。而审判机关对该案的最终处理，实际上是一次“软着陆”，是司法者发挥司法能动主义、回应社会需求的体现，相关的判决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确实值得探讨。 其实，“黑哨”裁判事件处理中所显现的司法尴尬，缘于1997年刑法典对贿赂类犯罪主体规定的不周延性，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6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于是，上述问题才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解决。
（三）“廉政账户”制度：收受财物后退还或上交的性质界定
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后予以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如何界定性质，一直是受贿罪认定中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前者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个案被查处之前，将贿赂财物退还给原来的行贿单位或者个人；而后者，则大多表现为行为人将贿赂财物上交给有关组织或者各级党的纪委在相关银行设立的“廉政账户”。 2000年1月，在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等多名官员因腐败案被查处后，宁波市纪委在全国较早设立了廉政账户581(谐音“我不要”)。党员干部对于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礼金，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上缴至该账户。缴款人在填写“现金缴款单”时，可以不署明本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名称。缴款后由银行提供专用账户的“缴款回执”。凡持有该账户“缴款回执”的，可视作主动拒礼、拒贿。宁波廉政账户出台后，迅速在浙江全省得以推广，江苏、山东、福建、安徽、黑龙江等地也竟相效仿，有的地方还做了一些改进。廉政账户作为反腐败新举措推出之后，一直面临着合法性质疑与合理性争议。成立之初，赞赏者居多，但随着廉政账户在实践中的逐渐推广，又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在这一背景下，福建省纪委在2002年5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全部无条件撤销已经设立的廉政账户，后其他各省市的廉政账户制度亦相继消亡。但在2006年开始的反商业贿赂斗争中，颇具争议的廉政账户又“悄悄”地把阵地转向了商业贿赂领域，成了一些省市悬在医卫领域惩治商业贿赂行为的一把“利剑”
应当说，廉政账户制度本身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践中该制度的设计与刑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对刑事法治的冲击极大。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廉政账户所引发的“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的争议一直延续下来。对此，“两高”在2007年7月《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区分两种情形做出了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我们认为，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对于前者之所以不认定受贿，是因为难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受贿故意；而后者从法律上讲受贿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行为人主观上也没有悔罪的态度，于法于理均应依照受贿犯罪定罪处罚。
（四）“性贿赂”之争：贿赂内容的界定与选择
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腐败形式中，涉及权色交易的“性贿赂”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刑法学界就针对性贿赂是否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进行过讨论。1997年修订刑法时，个别学者再度呼吁将性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立法者考虑到此种行为入罪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冲突较大，也与贿赂犯罪立法的整体设计不相一致，司法操作层面上难度较高，故未加以采纳。由于“性贿赂”的危害巨大，且近几年又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法学界呼吁对性贿赂进行刑法制裁的呼声有日趋强烈之势，并引发了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亦曾两次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0年3月，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设立“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3月，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非财物贿赂罪”的议案……综观近年来有关权色交易问题的讨论，对于权色交易在危害后果上与权钱交易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的判断大家并无争议，但对于此类行为是否需要纳入刑法规制，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而基于我国刑事政策和贿赂犯罪整体“计赃论罪”的立法架构，立法者对贿赂内容能否包括性行为等非物质性利益始终持谨慎与否定的态度。
实际上，从已发生的若干起具体案例情况看，性贿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付费型的间接性贿赂，即出钱请第三者，通常是卖淫人员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出钱者获取利益；或者受贿人包养“情人”的花费均由行贿方负担；有的是直接性贿赂，即行为人自己直接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获取利益；有的是间接性贿赂，即与第三者共谋，由第三者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获取利益。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情况与受贿人收受金钱后，自己去嫖娼或者包养“情人”并无二致，是权钱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应该认定构成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司法实践中也已出现了将嫖娼资费计入受贿数额的判例。 对于后两种情况，依照目前刑法显然无法加以规制，只能按党纪、政纪处理。所以，人们更关注的是从应然角度探讨后两种情形入罪处罚的可能性。
此外，在我国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些典型的案件事例值得回味，囿于篇幅所限，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陈晓受贿案 。该案引发有关“事后受财”是否构成受贿罪的争议，即事后受贿是否必须以事先约定为条件。这一问题曾在当年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该案先是被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事后收受财物行为，因没有事先约定而不构成受贿罪。案件在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做出了构成受贿罪的判决。针对事后受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做出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我们认为，事后受贿行为实际包括四种行为：一是事先有约定的事后受贿；二是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三是事前有约定的职后受贿；四是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贿。最告人民法院的《解答》实际上只回答了后两种行为的处理，对前两种在行为人离职前收受贿赂的行为并未作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事先无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受贿仍有较大争议。
三、借鉴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贿赂犯罪立法趋向
回顾贿赂犯罪立法的前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贿赂犯罪立法与我国已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一些国家、地区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刑事立法相比，仍然存在立法技术较为粗糙、贿赂形态尚有缺位、司法操作存在不便、个别类型贿赂犯罪难以得到有效惩处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有必要以自身国情为基础，多视角、全方位地检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不断吸收国外成功经验，遵循国际间共有的刑事法共同准则，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可以预见，我国反腐败立法中涉及惩治贿赂犯罪的法网将更加严密，制裁防线也将逐步提前，对行贿、受贿的处理将更趋平衡，刑罚设置与立法方法也将更为科学合理。
（一）改变严而不密的立法设置，适度扩大贿赂行为犯罪圈
一是逐步摒弃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物质利益”观念，将贿赂对象向某些非物质利益延伸。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能以金钱估算的其他利益均不能认定为贿赂范围。而《公约》则将贿赂的对象明确表述为“不正当好处（利益）”，其他相关的地区性或者国际公约对贿赂对象的表述均与此一致。 从世界各国、地区的立法来看，除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少数国家的刑法规定贿赂仅限于“财产上的利益”外，其他多数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法均规定，能满足人的欲望或者需要的一切利益，都是贿赂。如前所述，基于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目前我国将索取或者收受他人非物质性利益的行为均纳入党纪或者政纪处分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也可达到集中惩罚与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从完善和发展民主政治出发，我们需要承担《公约》赋予的国际义务,必须通过立法修订，将贿赂的内容从单纯的财物逐步扩大至其他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
二是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种类。《公约》将贿赂分为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及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多种类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企业进入国门并日益扩大着范围，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国公司企业走向国际。我们不仅应当禁止外国公司企业向中国公职人员行贿的行为，也要禁止我国的公司企业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行为。这不仅是对等原则的要求，也是司法主权的体现。因此，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按照该《公约》的要求，在刑法中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这也是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与国际接轨，获得国际社会正面认同的必要立法步骤。
（二）改变防线滞后的欠缺，适当前置贿赂犯罪构成条件
在《公约》规定的需要处罚的贿赂犯罪中，行为人并不已经得到了实际利益，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的利益，均属于犯罪的范围。我国刑事立法中,未将要求或者期约收受贿赂行为犯罪化，刑法的介入相对滞后。我国现行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从字面上理解，“受贿所得”的表述显然是指已经取得财物的形态，受贿罪的成立必须是实际收受，而不能包括要求、约定两个阶段。但事实上，受贿、行贿的过程均表现为要求、期约、收受三个阶段。“要求”系受贿者请求给予贿赂的意思表示；“期约”则是受贿者与行贿者双方意思合致将来交付贿赂的约定；“收受”则指受贿者已经从行贿者那里取得了贿赂财物或者对其行使了处分权。正如台湾刑法学者蔡墩铭所言：“在行为之阶段上必须先有要求、然后达成期约、最后进而收受，惟并不要求此三个行为阶段皆须经过，有一于此，受贿者之犯罪即告成立。再者，三个行为阶段逐一实施，但亦不成立三罪，依吸收犯之法理，后行为吸收前行为，故只成立收受贿赂罪，而不论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