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直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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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促进新时期公安工作可持续发展

王泗友

【内容提要】 文章指出：公安机关担负起维护和谐社会持续稳定的艰巨使命，就必须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政权建设的高度出发，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政治要务，牢牢把握斗争主动权，以发展的眼光认识新情况、分析新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新矛盾、取得新突破，加强“六大机制”建设，促进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 先进性教育 公安工作 “六大机制” 可持续发展

我们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说明：共产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社会要保持长治久安，就必须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就必须保持每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公安机关作为党和政府的一支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担负着维护和谐社会持续稳定的艰巨使命，就必须体现共产党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政权建设的高度出发，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政治要务，牢牢把握斗争主动权，以发展的眼光认识新情况、分析新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新矛盾、取得新突破，加强“六大机制”的建设，促进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促进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的牢固建立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时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把全体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把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作为公安机关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攻坚作用和主力军作用，坚持打击与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防范，重在治本，促进全社会互动双赢。
（一）科学认识打击和防范的关系。在打防问题上“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方针，“预防为主”指针对社会大系统而言，公安机关主要是通过打击犯罪和强化治安管理来发挥自己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在防控问题上只能起到重要作用，而无法起到决定作用，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多管齐下。只打不防，则弱化防范，打不胜打；只防不打，则弱化打击，防不胜防。因此，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预防为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坚持“严打”方针长期性的同时，不断夯实防范基础，坚持问题出现在哪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在哪里，就把公安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就把综合治理工作推进到哪里，切实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二）切实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把集中打击、专项整治和经常性打击紧密结合起来，把严打、严管、严防、严治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协作配合和群防群治工作，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防控体系，下大力气做好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工作。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加大对重点地区、要害部位、特种行业、枪支弹药、爆炸物品、有毒有害物品和特殊群体的管理力度，严格落实责任制，严防危险物品和枪支弹药丢失、被盗和流散社会；协助、指导有关部门强化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切实建立有效防止重大事故发生的检查、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其次，推行社区警务制度，使警务与社区并存互动，突出群众在治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使社区所有热心于社会治安工作的人士参与社区警务，实现社区警务与群防群治工作紧密结合；第三，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注重发挥居（村）委干部、治保人员的骨干作用，对社区实有人口和出租屋全面调查摸底，掌握基本情况，不定期登记走访，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第四，深入持久地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重点抓好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预防工作，努力提高安全质量，巩固和扩大基层安全创建成果；第五，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进一步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措施，特别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道德教育，使他们增强法制观念，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相互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
（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治安防控工作运行体系。首先，构建组织领导体系。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成立由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的社会治安防控指挥部，在公安局设立防控力量指挥处，在各镇综治委、各综治成员单位和其他各部门相应成立领导挂帅、专人负责、专施其职。第二，形成制度体系。明确治安防控队伍的职责、任务，公安机关制定、指导和民警带队带班等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工作纪律。第三，形成治安防控工作体系。在严密防控的基础上，发挥教育作用，构筑以高危人群法制警示教育和重点对象帮教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防线”；发挥调解作用，构筑以调解纠纷、化解矛盾，防止民转刑案件和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为主要内容的“调解防线”；发挥打击作用，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构筑“治安防线”。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促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长效机制的牢固建立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是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政权建设的高度出发，把确保政治稳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努力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一）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努力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不断完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预案，将行之有效的处置原则、工作措施和成功经验，以预案的形式固定下来，转化为日常的工作措施；要加强对上访重点人员的日常控制，落实对重点地区、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的防控；结合实际，加强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掌握和取证，区分性质，讲究策略，冷静、稳妥地处置，并不断积累经验，扎扎实实地做好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
（二）加快应急处突机制的建立。按照“二十公”会议和重庆市“一公会”精神，结合实际，深入研究，统筹考虑，发挥公安机关指挥中心的作用，以有效处置突发事件和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目标，整合现有资源，加快应急处突队伍建设，进一步明确权限和职责，制定并不断完善处置各类应急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的工作预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实战演练，并优先为处突力量配置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交通工具等装备，形成指挥有力、警令畅通、反应灵敏、训练有素、运转高效的应急队伍，努力形成新的应急快速反应机制，不断提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恐怖事件的能力，更好地维护铜梁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促进“严打”整治长效机制的牢固建立
社会治安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提高打击的针对性、主动性和时效性。坚持认真分析、深入排查、周密论证，及时掌握犯罪活动的最新变化和动向，始终把打击的重点指向严重刑事犯罪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犯罪问题。
（一）坚定不移地贯彻“严打”方针，建立经常性的“严打”工作机制，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打击整治行动，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继续加大“打黑除恶”斗争力度，全面清理摸排发现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及时打掉危害大、影响大的系列犯罪、职业犯罪和团伙犯罪，及时打掉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流氓恶势力，及时侦破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案件。把集中统一行动与日常打击犯罪有机结合起来，在日常工作中充分体现“严打”精神，逐步建立和完善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
（二）建立打击破案长效机制，加大现案侦破力度。首先，及时研究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始终把握打击破案的主动权。其次，突出重点，适时开展专项斗争，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方式更为有效，就采用什么方式。再次，落实大要案件领导督办制度和举报有奖制度。第四，对于带黑性质组织，要坚持“打小打早”、“露头就打”，争取发一案破一案。第五，坚持长期推行“命案必破”工作机制，凡涉命案，必须集结精兵、强化措施、加强保障、奖勤罚懒、重拳出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三）以维护经济安全、强化经侦基础工作和规范化建设。把职务侵占、商业受贿、两虚一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经济犯罪作为打击重点，认真开展案前调查，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大力加强经济犯罪侦查破案工作。重点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扰乱金融秩序、金融诈骗、涉税、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扰乱市场秩序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建立健全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预警机制、办案协作机制。
（四）继续实行挂牌整治制度，适时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对校园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的整治，集中力量重点治乱，加强城区协警巡逻力度，加强街面和重点复杂场所控制和防范。加大治安案件的查处力度和交通、消防、治爆缉枪工作力度，组织开展区域性专项行动，加大道路交通检查、消防隐患整改，广泛开展安全大检查，明确监管责任，从源头上预防涉枪涉爆案件、交通、消防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
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促进治安防控长效机制的牢固建立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巩固严打整治斗争成果、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建立一种能对各种防控力量进行科学整合、使之稳定发挥作用的长效工作机制，必须通过科学整合各种防控力量，完善工作机制、优化警力配置、落实警务保障、开展群防群治，形成防范严密、效力持久的防控网络，实行警民结合，动静结合，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统一指挥、快速反应、打击有力、防范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一）强化基层基础建设是公安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公安部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体现。不断强化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将科学的发展观深入贯彻到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努力寻求防范新思路、新举措。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体现以人为本、效益优先的管理模式，坚持群防群治、突出重点、注重效益，努力构筑治安防控长效机制。
（二）逐步实现公安工作重心下移、警力下沉，进一步改革和加强派出所工作，增强公安工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功能，把派出所建成综合性的战斗实体。深化社区警务建设，推进治安工作社会化，运用市场力量和群众参与来维护治安。坚持和完善城区巡逻制度，始终把加强城区的控制作为重点，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到街面上、用在案件多发时段上，确保对居民住宅区、公共复杂场所等重点区域的有效控制。全面推行农村联户联防工作，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三）建立和完善以落实工作责任制为核心的内部单位治安防控机制。在公安机关治安、经保、刑侦、消防等部门和派出所的监督指导下，充分发挥内部单位保卫组织的作用，以巡逻看护、安全检查为基本形式，加强内部单位治安防控工作。依照有关法规，督促内部单位落实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加强保卫组织建设，形成单位负责、公安监管的格局。特别应加强对党政首脑机关、国防军工、金融营业网点、水电气热、易燃易爆等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单位以及单位内部保密室、财务室、仓库等重要部位的保卫工作，严格落实各项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确保安全。开展对企业、学校及其周边治安秩序的整治，确保企业、学校及其周边治安秩序稳定。
（四）建立和完善以警治联勤为主体的农村治安防控机制。参照城市社区警务建设要求，结合农村特点，建立适应农村治安工作需要的警务模式。推广“民警驻村”、“农家警察”、“流动警务”、“警治联勤”等成功经验，促进农村警力进一步下沉。强化民事纠纷调解机制，推广成立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有关部门参加的民事纠纷调解中心的做法，对各种民事纠纷实行分级调处，最大限度地减少“民转型”案件的发生。加强农村地区治安乱点的排查整治，及时铲除各种横行乡里的流氓恶势力，切实维护农村地区治安秩序。
（五）建立和完善以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为重点的实有人口管理防控机制。坚持现住地管理原则，把辖区实有人口全部纳入管理范围，重点管好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要加强其落脚点和活动场所特别是出租房屋、美容美发室、餐馆、建筑工地等场所和部位的治安检查，提高登记办证率，协查复函率，切实掌握其动态，发现打击隐藏其中的流窜犯罪分子。做好闲散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强对有轻微违法行为或有违法犯罪倾向人员的教育和训诫，帮助转化；对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法轮功”分子、刑嫌人员和可能铤而走险的人员，要严格落实控制管理和帮教转化措施，防止他们实施各种破坏活动。
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促进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体系的牢固建立
全国“二十公”会议以后，公安部提出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指导思想，生动地表现了公安机关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提高素质，更新服务理念，纯洁执法目的。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要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要发扬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优良品质”，“以公为本、以民为先”，切实解决“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安危作为第一警务；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办。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提高执法本领。执法本领意味着不仅要有为人民群众服务、执法为民的良好愿望，还必须具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群众有时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有意见，民警执法水平不高是一个重要因素。少数民警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法律、法规知识不熟，工作方式方法简单，执法不规范，服务不到位，办事不公道。对人态度“生硬粗暴”，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冷、横、硬、推、拖”的现象。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执法管理工作。所以民警必须经常坚持政治、业务学习，不断提高素质，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才能提高执法水平，才能依法、准确、公正地执行法律。
六、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促进公安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的牢固建立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认真抓好队伍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公安机关和民警的行为规范、工作规范、装备规范。把政治建警、从严治警、依法治警、科技强警和从优待警的各项要求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坚持不懈地抓好公安队伍建设，全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强化政治建警。政治建警要体现时代感，突出针对性，扩大覆盖面，增强渗透力。强调政治建警，就是强化政治纪律，要教育民警坚持不懈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民警的头脑，使广大民警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永葆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保证公安这支带枪的队伍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平时，做在处置突发事件、侦查破案、办证办照的各个工作环节。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强化从严治警。建立和完善公安队伍管理长效机制，需要创新思维，创新制度，体现“制度理事，制度管人”原则，使队伍建设走上规范化、正规化、法制化的道路，促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全面发展。在继续落实“五条禁令”的基础上，实行民警执法活动的正规化，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办事，强调执法办案的程序性，要进一步落实警务公开，努力完善错案责任追究、执法质量评估、执法检查等方面的执法监督机制。 依法治警、从严治警，建立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把内部监督和外部舆论监督相结合，把纪委、督察违纪查处、责任追究和事前防范、过程控制相结合，把集中专项整治和经常性隐患排查相结合，不断加强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提高民警遵章守纪的自觉性。
（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强化依法治警。坚持从严治警必须体现公安队伍管理长效机制的法规性和权威性，才能有效防止和避免随意性。因此，建立公安队伍管理长效机制必须以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内务条令为依据，从而达到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目的，以实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目标，切实解决公安机关和民警在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推动公安队伍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要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从容易发生问题、出现腐败现象的执法环节入手，改革和完善公安执法监督机制，确保公安执法权力受到切实有效的监督。
（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强化科技强警。建立和完善公安队伍管理长效机制，必须以科技为手段、为依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公安科技对公安业务的促进拉动作用和对提升公安工作整体水平的巨大推动作用，牢固树立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的思想。要按照公安部“金盾工程”的实施方案，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公安科技工作，着力提高公安工作现代化水平，走以提高科技含量和队伍素质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大力实施科技人才战略，建立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长效机制，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安科技人才队伍。要在民警中大力倡导学习理念，鼓励民警自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书本中学，在实践中学，打造理论功底，提高公安民警业务素质。
（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强化从优待警。建立和完善公安队伍管理长效机制，要坚持把解决民警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工作问题与解决民警政治、经济待遇和实际生活困难相结合，凝聚警心，调动广大民警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一要在民警的政治待遇上多给予考虑。注重在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和提拔干部，提高政治待遇，对工作突出的要及时记功表彰；二要关心民警自身素质的提高，千方百计加强民警的素质培训，要给他们提供学习机会，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三要切实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努力保障办案经费，增加必要的装备，关心和重视民警自身安全的防护；四要关心民警生活，了解民警的家庭、思想状况，诸如医疗保障、子女就业、福利保障等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最大限度地解决好人民警察的实际困难，切实做到提高民警的物质生活待遇，并形成制度，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此推进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医患矛盾化解之我见

万欣


　　一、《侵权责任法》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被边缘化。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主要为解决198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不适合社会实践的问题。《办法》在实施十余年后，产生了众多矛盾：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过于狭窄，将医疗差错排除在外；鉴定体制不合理，被人称之为“老子给儿子鉴定”；赔偿金额过低，赔偿范围限制在3000－8000元。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办法》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甚至在不少卫生局居中调解的医疗纠纷中，《办法》所确定的赔偿金额都不被作为调解的依据。因此出台一部新的规范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文件势在必行。《条例》的出台一度被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良方，被认为是有效解决医疗纠纷的一个新法规。
　　可是《条例》施行中，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争议在：四级医疗事故 “造成患者明显伤害”的定义没有将所有损害涵盖在内；医学会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赔偿项目缺少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多数情况下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于这些争议，致使不少患方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想法设法规避《条例》。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进行审理。不少学者惊呼《条例》被边缘化了！其实我们回过头看一看，《条例》所出现的问题与《办法》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条例》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解决《办法》的缺陷，因此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实施后很快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1、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将不再作为审判依据。
　　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责任列入第七章进行规范，这就意味着医疗损害赔偿彻底纳入民法调整范围，不再存在特殊赔偿的情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将也按照第二章责任方式的有关规定进行赔偿。而第二章规定的责任方式与《解释》的规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预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时，将根据法律的规定，通过完善《解释》来对侵权赔偿责任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进一步细化。这个司法解释必然也是适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不可能出现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单独规定的情形。这样多年以来，关于医疗损害是一种特殊类型损害，不应当与一般民事侵权承担一样的赔偿责任的观点基本上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同样《条例》关于赔偿责任之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以后必然将被束之高阁，医疗纠纷有望一元化处理。
　　2、《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将彻底失去意义。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里并没有区分所谓明显损害或者不明显损害，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两个前提是患者有损害以及医方有过错。这就与《条例》关于四级医疗事故的定义，以及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大相径庭了。显然《条例》的这些规定将失去现实意义。
　　3、《条例》规定的医学会鉴定体制面临巨大考验。
　　《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体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就委托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问题往往就成为医患双方反复争执的焦点问题。因为认为鉴定问题属于程序性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就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进行规范。这一问题将有可能在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届时如何确定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将极大的影响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如果司法解释确定医疗纠纷的鉴定统一到司法鉴定，那么《条例》关于医学会鉴定体系将只能运用在行政处理程序中，退出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条例》、《办法》过于强调了医疗损害的特殊性，致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被越来越快的“边缘化”，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将《条例》更进一步地推向尴尬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医疗纠纷的一元化处理已经呼之欲出
　　（二）侵权责任法埋下了加剧医疗纠纷的伏笔。
　　1、如果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将把医疗纠纷推离法院。
　　在侵权责任法草案公布伊始，因其规定医疗纠纷中患方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正置），笔者就曾撰文《举证责任别把患方推离法院》。提出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应在现行规定（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基础上加以完善即可，不能由患方就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表面上看似乎举证责任正置减轻了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放手为患者治疗，减少过度医疗。但是这样规定完全忽视了患方在这种情形下的反应。在当前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情况下，尚有不少患方不敢、不愿去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一旦举证责任正置，必将有更多的患方不敢、不愿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而作为医疗机构来讲，通过诉讼解决大多数医疗纠纷是最佳选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医疗纠纷对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的影响。如果发生医疗纠纷以后，患方都不敢、不愿打官司解决，实际上对于医疗机构来讲并不是好事。
　　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些规定确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及附条件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患方在医疗纠纷中可能需要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或者至少证明医疗机构存在法定的三种情形。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明确的话，很难认为患方会更有打官司的勇气。
　　医疗纠纷中的患方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决不是医疗机构的福气，而更像是一个灾难。
　　况且侵权责任法关于推定过错的三种情形实际上对于减轻患方举证责任根本于事无补。能够证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到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且和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此时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构成侵权了。此种情况下再推定存在过错是题中应有之意，对患方帮助不大。而另外关于医疗机构隐匿、拒绝提供、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实际上很少能够直接与患方损害后果相关。即便患方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存在上述情形，也无法证明这些对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造成了自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损害，因此侵权责任法的这个规定对于患方来讲可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2、提供病历资料的规定将加剧医疗纠纷的乱局
　　是否应当向患方提供病历资料一直以来就是医患双方争议的一大焦点。《条例》规定患方有权复印复制客观病历，对于主观病历可以一并封存。即便如此，患方也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要求提供全部病历。在现阶段，进入诉讼程序以后，医疗机构由于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将全部病历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患方才可以得到全部病历资料。
　　但是侵权责任法较之《条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六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首先容易产生争议的就是对于所列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以外的病历资料，是否意味着医疗机构不再有保管义务？也就是说患方将仅仅凭借这些部分客观病历资料去证明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条例》规定的、患方有权复印复制的体温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等客观病历，患方将丧失复印复制的权利，甚至有可能在诉讼过程中也不能拿到全部病历资料！因为侵权责任法是法律！是新法，医疗机构完全可以不再根据《条例》规定提供客观病历的复印复制，以及保管主观病历了。这样如果发生医疗纠纷诉讼，医疗机构拒绝提供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以外的任何病历资料，且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时，患方百分之百败诉完全不是危言耸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关于病历资料的规定是非常草率的，如果和举证责任正置相结合，将完全有可能出现医疗损害不承担责任的极端情形。
　　综上，侵权责任法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是存在争议空间的，如不及时出台相应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侵权责任法对医疗纠纷产生的影响将有可能是负面的。
　　当然对此，我们专业委员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并且与最高法院进行积极沟通，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司法解释建议稿已经正式提交最高法院，已经得到最高法院办公厅、研究室领导的高度重视。
　　二、医患矛盾是复杂的，化解医患矛盾需要多方面努力。
　　医患矛盾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即有可能因为诊疗行为产生矛盾，例如医疗纠纷；也可因为经济问题产生矛盾，对于医院来讲存在欠费，对于患方来讲存在对费用的质疑；还有可能因为安全保护义务产生矛盾，例如患者住院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或者被强奸；还有因为知情权、隐私权被侵害的矛盾，病历丢失产生的矛盾，等等。可以说医患矛盾可以发生于诊疗活动的各个环节，体现为各种方式。当然最为严重的矛盾，也是最难化解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医疗纠纷当中。而医疗纠纷当中对于患者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案件，患方对立情绪大，矛盾突出，在处理，包括调解、协商、诉讼各种程序里，处理起来都很困难。甚至不少地方医患矛盾非常尖锐，出现了很多暴力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也是我一直以来呼吁的主要思想。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处理好医患矛盾是核心。基于医患矛盾的突出和尖锐，我认为应当发挥多种渠道的作用，多层次、多角度去化解医患矛盾才有可能见到成效。譬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医患双方的协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司法审判等多种手段，也包括我们律师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专业委员会也在积极推动专业律师正确代理医患纠纷，规范代理，从推动化解矛盾的角度做各自当事人工作，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做贡献。
在这些处理手段中，司法审判手段是公信力最高，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因为今天是法院召开的座谈会，我仅就人民法院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妥善处理医患纠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三、法院应当在处理医患纠纷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应当说人民法院在处理医患纠纷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多情况下能够做到胜负皆服。但是在具体司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判决效果未能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存在一些当事人不断上访、信访的情况，也存在不少医疗机构牢骚满腹的现象。我认为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应当在以下方面做更多的努力，有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一）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
　　在处理医疗纠纷中尤其如此。司法实践中，法官遗忘委托鉴定，一拖经年的；合议庭走形式的等程序方面的问题屡见不鲜。这样对于当事人产生尤其不良的影响，浮想联翩。有一个案件，经鉴定医院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法院拖着不判，反复调解达一年多。患方四处投诉法院。
　　（二）对于病历的判断应当有更为成熟完整的判断标准。
　　医疗纠纷作为专业性很强的纠纷，鉴定程序必不可少。鉴定的材料往往依据病历完成。因此说病历资料是医疗纠纷的核心问题毫不夸张。但是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中病历资料的争议缺少一套公正的、完整的判断标准。往往同样的情况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那里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例如门诊病历缺失，有的法院认为是患方拒不提供，应当承担责任，有的法院认为是医院没写病历，医院承担责任）。即便是专业律师，有时也难以提前有清晰地预判。这样容易使当事人对于医疗诉讼程序产生畏难或者不切实际的判断，当判决结果与自己预期不一致时，就产生很强烈的失落，纠纷继续延续。
　　因此我建议法院对于病历资料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复印复制的范围，拒绝提供复印复制病历的判断，门急诊病历缺失、空白的责任归属，病历资料涂改与篡改的认定与责任等，制定一套行之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标准，使医患双方便于掌握，对于诉讼有正确的预期。
　　（三）对于鉴定结论的采信不能一裁定终身。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极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医疗纠纷进行司法临床鉴定是大势所趋，北京高院也是持此态度。我们应当看到部分司法鉴定存在着程序不够严谨，专家资质不够透明，结论不够科学公正的弊端。但是法院机械要求不服鉴定结论的一方当事人举证足以反驳，否则就采信。这样实际上就变成了一裁定终身的结局。
　　例如，某高中生因上腹疼痛被送至县医院急诊，被诊断为胃炎，进行对症治疗。直至当晚8时许才发现是心梗，但因发现过晚，救治无效死亡。委托某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认定县医院无过错。通过法庭质证发现，鉴定人根本没有从事过临床工作，完全忽略了患者入院时心电图的医嘱未执行的问题。但为维护其鉴定结论，竟蛮横说：我们就是这个结论，没有改变。甚至有的鉴定人在接受质证时，回答问题完全不超出书面结论范围，可以说没有起到质询的目的。但是就这样的鉴定结论，法院仍然不敢推翻，驳回了患方的全部诉讼请求。患方为此上访不止，历经数年。
　　相反，一患者72岁，慢支30多年，肺气肿、肺心病，众多疾病缠身，做了一个司法鉴定，以告知不充分、未上呼吸机（患方拒绝有签字）等为由，认为医院承担主要责任。这样一个鉴定结论，医院提交专家论证意见，但是法院仍然采信鉴定结论，判医院承担90%的赔偿责任。这样基本就忽略了患者自身疾病的影响，应当说很难令医院服判。
　　在以后司法鉴定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法院如何科学采信鉴定结论，通过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或者专家证人的质询，使得采信鉴定结论与否公开透明。我为什么采信，为什么不采信，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争议点有说理，而不是简单的以“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一句话就采信了，这样会使当事人服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四）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的审理工作应当注意双方权利的平衡。
　　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出台前，我认为主要的争议点是病历复印复制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承担。关于病历复印复制的范围，如前所述，很多医疗机构也不反对提供全部病历的复印复制。北京高院以往的规定也是要求将全部病历作为证据提交。但是我们仍然遇到部分法院允许医院不提供全部病历资料复印，我认为作为法院来讲，这个问题应当统一规定。
　　其次，就是举证责任的规定。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医疗纠纷在一般情况下是过错责任，特殊情况下适用推定过错。那么有的法院就要求患方举证，申请鉴定。但是我们的意见在司法解释建议稿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推定医疗过失的举证责任】患方如认为医方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几种情形时，应当先向法院提交医方存在法定情形的初步证据。医方如果不服，应当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证明自己　　不存在推定过错的情形。如果医方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患方如果未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医方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则应就是否存在其他医疗过错向法院提交证据。如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医疗机构存在其他过错，则法院应履行释明义务，告知其应申请司法鉴定。如患方仍拒绝申请，则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说明：关于医疗损害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医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占据明显证据优势，举证责任如发生重大转变，恐不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对于医疗机构健康发展也不利。这一点在数次研讨会上得到大家共识，甚至不少医疗机构也赞同这一观点。
　　基于此，鉴于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课题组建议，在患方主张医方存在侵权责任法58条所规定的法定情形时，仅需要提交初步证据即完成举证责任。例如，患方认为医方诊疗行为违反卫生行政法律、法规、诊疗常规，其仅需要提交相关部分病历和文件、诊疗规范、教科书，指出某诊疗行为与规定不符即可，举证责任就此发生转移。医方如果欲证明诊疗行为不存在推定过错情形，则应通过申请司法鉴定的方式来完成举证责任，而不能仅通过拿出另外一份文件或者诊疗规范来反驳证据。这样即符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同时又不会过分加重患方举证责任而将患方推离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