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罪犯管理教育中的几种价值冲突与对策
深圳监狱 覃 春
[内容提要]
本文从管理教育罪犯的实践出发，着重探析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管理教育罪犯的新难题以及由此所凸现出的几种价值冲突：1、罪犯良好待遇与我国现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平衡；2、管理教育罪犯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实现改造罪犯宗旨的矛盾；3、现行的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不足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4、现行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背离。针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笔者结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从制度层面等角度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应对方法。
“为了全面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展示我国监狱的现代、文明的形象，不断提高监狱管理水平和改造质量”①，1995年，司法部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并在全国监狱系统掀起了“创建风暴”，使理性、文明之光在大墙内闪耀，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监狱事业发展，使我国监狱开始向规范化、文明化、效率化、科技化的方向前进。但是，在社会犯罪恶性化趋势日趋严重、押犯构成恶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罪犯的心理呈现出心理需求趋向畸形，改造动机趋向功利，服刑意识趋向淡化，价值观念趋向扭曲，反社会意识趋向增长的特点；罪犯的行为也将表现出交往关系趋向庸俗，改造行为趋向狡诈，狱内消费趋向超前，改造过程趋向曲折，非正式群体的活动趋向活跃等特点”②，这也为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现实的物质条件、现行的种种管理教育制度和手段还不能完全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真正要求，从而引发了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的一些价值冲突，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浅探析，借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几种价值冲突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比较先进、完善的监狱设施和健全、有效的改造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教育改造，具有较高改造质量的场所。为了便于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量化评价，司法部制定了《考核评审细则》，列出系列的考评标准，然而，部分考评标准却与现实物质条件、现行教育管理罪犯的制度和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背离：
（一）罪犯普遍的良好待遇（或称人道待遇）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水准的对比失衡，导致对社会公正性和改造效果的质疑。
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监狱要建立完善的生活卫生制度，配备相应的生活设施，保证罪犯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如罪犯饮食实施实物量标准（具体到鱼、肉、蛋等的具体数量）、罪犯人均建筑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等、对有病的罪犯及时治疗等，此外还要对罪犯采用科学的教育手段（如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电化教学等），创造有益于罪犯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改造环境和氛围（如建立图书阅览室等）等；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对罪犯给予人道待遇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更应看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还比较贫困，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生活水准，在中国还有数十万失学儿童这样的现实物质条件下，对所有的罪犯都实行这样的标准，只能让人们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危害社会的罪犯待遇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为社会纳税的守法公民。退一步来看，即使是按照“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经济发达地区来按此标准实行，如在深圳，这样的标准确实低于深圳居民平均水准，但仍不能否认的是：和罪犯犯罪前同一生活层次的人群（如普通的打工者）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在深圳监狱的在押罪犯中，95%以上是非深圳籍罪犯且大部分来自于偏远农村，他们以前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通过罪犯自身的前后对比，也亦产生社会的不公正——犯罪比守法的某些待遇要好；同时这也必将要影响到对罪犯的改造效果，当罪犯刑释后再次长期面临生活的困境时，他就有可能去选择犯罪，因为它的犯罪收益要大于其犯罪成本（特别是在只有20%——50%的破案率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条件下），事实上，有部分“多进宫”罪犯或着老病弱罪犯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意识（甚至是行动），这也是其他监狱已经碰到过的改造难题。
当然，罪犯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良好待遇不能绝对地证明其总体待遇高于普通守法公民，罪犯还要经受被剥夺自由的痛苦，但是，在物质文化需求没有普遍得到基本满足及其罪犯服刑意识逐步淡化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公正性和负面效果性的客观存在。
（二）、改造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
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奉行文明管理，大力推行文明执法和狱务公开，严禁干警体罚、变相体罚罪犯，严格规定了对罪犯使用警戒具的条件和程序等，这有效地防止了监狱干警任意违规执法情况的发生，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这符合世界行刑的基本原则和潮流；与此同时，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却缺乏对违规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这就出现了对罪犯权利保障要求的提升和对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在现行的《罪犯考核奖罚规定》和《罪犯分级管理规定》中，对于严重违纪（不构成犯罪）的罪犯最为严厉的惩罚是降为严管级并进行禁闭（最多14天），严管级的待遇较其他级别的最大差异仅限于不得提请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在待遇上的重大差异。工作在一线的干警都知道，常习性的违规罪犯多是那些亲情观念淡薄或家中已无至亲、刑期相对较短（5年以下）或者刑期相对较长（15年以上）、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如为逃避劳动而自伤自残）的罪犯，对这部分罪犯即使实施上述最为严厉的惩戒，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在管理和教育罪犯的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
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弱化和负面效应，如对非正常死亡率标准的把握，有的监狱为了实现对此的严格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如哪个分监区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如罪犯自杀），从监狱领导到分监区值班的干警都要追究责任，其实，对此问题不应“一刀切”，而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真正推行“过错责任原则”，要切实调查清楚罪犯的死亡与干警的管理疏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若干警有能力并有可能（以其他普通干警在此情况下的能力和认知可能为标准）予以制止而没有采取应有措施或者是干警的不当管理导致，自当难逃其咎；倘若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追究责任的因由，如罪犯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或者多次申诉失败后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意外事件，特别是在干警进行正当批评教育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干警也采取了夹控措施，落实了巡仓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罪犯死亡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则不应当追究责任，这也是《评审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死亡率幅度的题中之义。倘若教条的理解这一标准，必然会错误追究责任，必在干警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更要注意的是，当罪犯以自杀等方式来要挟干警或达到特殊目的时，更不应当过多追究干警不当责任（不构成犯罪），否则必将在干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类似的罪犯管理时必然会追求“罪犯不出事”的功利价值，而忽视对罪犯管理教育的终极价值——改造罪犯，预防其再次犯罪，这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三）、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欠缺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
在现行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在评价罪犯改造表现时常用的标准是：遵规守纪情况、劳动产量、“三课”学习成绩、特长贡献等，这都是对罪犯表现的客观评价，而对罪犯思想改造（内心的悔罪意识、危险倾向及再犯罪的可能性）的评价近乎是空白（即使是对认罪服法态度的评价，也因涉及到认罪服法率等量化指标的限制，往往以罪犯自我表述为据，很大一部分都是“真实的谎言”，考评流于形式化），容易导致对罪犯改造表现评价的表面化和简单量化，不能准确的评价罪犯的改造表现，滋生“假积极”、“在监狱里走新生路，回归社会后走老路”等虚假改造现象，难以确保改造质量，这种评价体系和方法可以在操作上带来一定的便利和高效，但这既是与预防犯罪的终极价值是相左的，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改造质量的要求相背离的。
（四）、现行的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的僵化标准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冲突。
现行的分类分押标准仅是按照犯罪的性质进行划分，是一种按照已然情况进行的静态分类，不能体现罪犯现实的改造情况和危险性，而且由于犯罪类型的本身构成限制（如暴力型、财产型占80%以上，淫欲型不到10%）和监区生产的压力，使得分监区的分押纯度难以达到较高程度，这与分类教育要达到100%的覆盖面又形成了突出的操作性矛盾，同时容易导致罪犯淡化羞耻感，强化罪犯的认同感和纠合性，给教育改造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种现行的分类标准缺乏科学性，不符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科学管理要求。
此外，现行的分级管理和分级处遇也过于简单，不能体现罪犯改造情况的差异，不能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现行分级管理主要是依据罪犯的服刑时间长短和粗略的改造表现来定级，服刑时间达到要求，没有重大违纪、能完成劳动任务，就予以晋级，而且，四个级别的处遇差距仅在于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的差异；这样就难于体现同一级罪犯的改造表现差异和待遇差异，缺乏公平性、科学性。
二、 解决相关冲突的对策
针对以上种种冲突，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监狱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和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参照有关犯罪学理论，笔者提出如下解决问题的对策，试做探讨：
（一）进行分类管理标准的改革，从“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应以现实改造表现和刑释后等进行动态分类，强化对罪犯思想改造的考核，准确的评估罪犯的改造表现，并建立与分级管理和待遇的互动联系，体现科学性，增强罪犯改造意识，达到预防减少犯罪目的。
1、重置分类标准，按现实表现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将罪犯分为三类：（1）A类，没有危险性，再犯罪可能性低，易改造。这些人有较强的羞耻感，监狱这样的特殊环境和经历对这类罪犯达到了教育改造目的；（2）B类，有一定的危险性，予以一定的教育和劳动能够转化，这也是罪犯中主体，因此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是有较大的帮助作用的；（3）C类：危险性较高，重新犯罪可能性极大，难以改造。这样既可以使分押率达到较高纯度，又可以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采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教育措施。
2、建立动态分级管理体系，扩充分级待遇的内涵，建立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的互动联系。
增加罪犯分级级层，将各级的待遇差异扩充到饮食、居住、看电视、电影、参加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参观等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韩国《罪犯分类待遇规则》（1999年6月实行）），并与每月（或者是每季度）的考核（道德操行、劳动情况、学习状况）相挂钩，进行相应的晋级或降级，使罪犯的改造表现、危险程度直接与其待遇相关（如对C类罪犯实行高度戒备，较多限制自由，待遇远低于A类和B类罪犯）体现罪犯改造表现的实际情况，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3、建立专门分类和分级的评估机构，强化思想考核内容，增强评估和分级的准确性。
（二）通过建立严管监区（分监区）、扩大严管范围、实行严格的差别待遇等多种方式强化改造手段。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罪犯倘若采取禁闭等手段仍不能达到教育效果，其分级管理序列又处于C类的，经过综合评估后，则可以将此类罪犯调入严管监区（分监区），进行高度戒备，严格限制其活动自由，在饮食等生活待遇上低于一般罪犯水平，并先把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的改造手段，具备足够的劳动体验后，配备综合素质（突出说教能力、管理能力）比较强的干警队伍（待遇从优），集中对罪犯进行自身素质（突出技能素质）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刑罚执行的强度，追加犯罪成本，产生减少犯罪量的效应③ ；另一方面有助于集中力量强化对此类罪犯的教育，此外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有效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现象的发生。
（三）联合公安机关，建立对C类罪犯（危险性大，再犯罪可能性大）的全面跟踪管理体系。此类罪犯刑满释放时，监狱应将该犯的有关信息（指纹、性格特点、社会关系、再犯罪可能性等）告知其户籍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此信息输入其个人简况中，通过互联网、IC卡式身份证等信息技术和载体传递到其流动地（或暂住地）公安机关，列入重点管理，一旦其进行再犯罪活动，就使其难逃法网。这样通过增加其再犯罪的定罪概率，打消罪犯作案的侥幸心理，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罪量的目的④；这同时也对罪犯形成心理威慑，促使其主动端正改造态度，减少“混刑期”等消极改造现象，提高改造质量。
（四）注重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建立监狱改造成果的科学衡量体系，侧重对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考察，取消一些不科学的指标限制，防止为了追求管理的稳定性而忽视、牺牲对罪犯教育改造功能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要真正的按照“量力而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因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和软件要求必然高于现行的普遍水平，它所代表的是对监狱未来工作方向的一种指引，是现代化社会下监狱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要根据各地区、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分步进行，否则，人为地强行建立一种超越现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净土式”监狱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否则必然会不利于监狱自身的发展，也会给罪犯的管理教育工作带来监狱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五）继续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罪犯的生活条件基本与外界持平，降低予以罪犯良好生活待遇带来的负面因素。
注释：
① 见《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和实施意见》
② 陶国元 《攻心治本 力促罪犯重返社会》 发表于中国监狱在线网监狱论坛（2001年7月），作者系江苏省监狱学会会长
③④此系犯罪原因的经济学理论观点，1968年美国学者贝克尔把贝卡利亚和边沁的刑罚威慑理论用现代消费需求理论中的数字形式来表达。他分析了定罪概率和刑罚程度的效应，发现增加这两者中任何一项都会减少犯罪量。参见《犯罪学通论》401页，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二版。
陕西省劳动力市场条例(2004年修正)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陕西省劳动力市场条例》的决定
（2004年6月4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6月4日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2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陕西省劳动力市场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五条第二款。
二、第八条修改为：“从事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劳动者须经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
三、第十一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本行政区域劳动者外出求职择业，扩大劳务输出。”
四、第十六条修改为：“用人单位招用从事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职业的人员，应当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五、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报名登记之日后十日内确定是否录用。用人单位确定录用的，自录用之日起五日内必须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六、删去第二十条。
七、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服务。”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职业介绍机构分为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和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包括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本条例所称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举办，承担公共就业服务职能的公益性服务机构。”“本条例所称其他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外的政府其他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从事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本条例所称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举办，从事营利性职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
九、删去第二十二条第（四）项中的“取得职业介绍上岗证的”。
十、删去第二十八条第（四）项。
十一、删去第三十三条。
十二、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删去其中的“《陕西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陕西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陕西省职业介绍人员上岗证》”。
十三、删去第三十六条。
十四、删去第三十七条。
十五、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国家规定就业准入职业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十六、第四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劳动者未确定是否录用，或者逾期未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十七、删去第四十四条。
十八、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四条，删去其中的“《陕西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陕西省外来人员就业证》”、“《陕西省职业介绍人员上岗证》”。
十九、删去第五十条。
二十、删去第五十五条。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陕西省劳动力市场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陕西省劳动力市场条例
（2000年3月29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4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陕西省劳动力市场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劳动者、用人单位和职业介绍机构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力市场行为，促进劳动者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求职择业、招用人员、从事职业介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监督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劳动力市场的活动应当遵循双向选择、平等竞争、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采取措施，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健全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五条 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工商、公安、物价、财政、税务及其他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在劳动力市场建设、管理、服务和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劳动者就业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求职择业
第七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性别、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
第八条 从事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劳动者须经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
第九条 符合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应当持本人身份证件和有关证明到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呕蛘咂渲付ǖ幕菇惺б档羌恰?
第十条 劳动者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求职择业登记或者通过其他合法渠道求职择业时，应当如实介绍本人情况，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技术等级证及其他有关证明。
在职劳动者转换工作单位时，应当依法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未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得擅自离职。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本行政区域劳动者外出求职择业，扩大劳务输出。
第三章 招用人员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人自主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用人员的数量、条件和方式。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对招用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退出现役的军人有特别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执行。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可以通过下列途径：
（一）职业介绍机构；
（二）职业供需洽谈会；
（三）大众传播媒体刊、播招用信息；
（四）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途径。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应当出示本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招用人员简章和经办人居民身份证。
招用人员简章应当明示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招用人数、工种、录用条件、用工形式、工作期限、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工资和福利待遇。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招用从事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职业的人员，应当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禁止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用人信息；
（二）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人员；
（四）收取报名费、登记费、培训费、保证金、押金、集资款以及其他费用；
（五）质押劳动者身份证件和物品；
（六）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和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报名登记之日后十日内确定是否录用。用人单位确定录用的，自录用之日起五日内必须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招用劳务服务、家政服务人员，当事人之间应当书面或者口头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半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二年以上三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三年以上的，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者在试用期间未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服务。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分为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和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包括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
本条例所称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举办，承担公共就业服务职能的公益性服务机构。
本条例所称其他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外的政府其他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从事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
本条例所称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举办，从事营利性职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
第二十二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机构名称、章程、业务范围和管理制度；
（二）有适应业务活动的固定场所和设施；
（三）有十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四）有三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第二十三条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由县（市）、设区的市、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领取《陕西省职业介绍许可证》，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工商、税务登记。
职业介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到原审批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求职、用人登记；
（二）用人推荐；
（三）职业指导；
（四）收集、发布职业供需信息；
（五）组织劳动力供需双方洽谈；
（六）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
（七）国家及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设立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除从事本条例第二十四条业务外，还可以提供下列服务：
（一）代理社会保险；
（二）保管劳动者档案；
（三）从事劳动事务代理；
（四）免费向下岗职工、残疾人、退出现役的军人和其他就业困难群体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和咨询服务；
（五）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事项。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使用全国统一专用标识。第二十六条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经费由本级人民政府财政拨付，其业务收入上缴本级财政部门。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开展业务活动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省财政、物价行政部门核定。
第二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的显著位置明示合法证照、服务项目、收费项目和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号码。
第二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
（二）提供虚假信息；
（三）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或者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进行职业介绍；
（四）出租、出借、转让、涂改职业介绍许可证；
（五）以欺诈、诱惑、胁迫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管理监督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制定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全面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就业。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多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市场设施，实现劳动力供需信息资源共享，为劳动者就业和单位用人提供服务，并将劳动力市场及其信息网络建设的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劳动力市场职业供需状况分析制度，进行空岗信息采集和劳动力市场供需预测，定期向社会发布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设区的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确定各类职业、工种的指导价位，定期向社会发布，调节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发展街道、乡镇劳动服务组织和社区家政服务组织，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就业服务。
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划定地点或者提供场所，对劳务服务、家政服务供需双方洽谈选择提供便利，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管理，提供服务。
第三十三条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印制《陕西省职业介绍许可证》，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印制。
第三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职业供需洽谈会，由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跨行政区域举办职业供需洽谈会，由举办单位的共同上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举办全省性职业供需洽谈会，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第三十五条 劳动者、用人单位与职业介绍机构之间发生争议，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第三十六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劳动力市场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受理投诉和检举，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国家规定就业准入职业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之一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违反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收取费用或者质押劳动者身份证件、物品的，责令退还劳动者。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劳动者未确定是否录用，或者逾期未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试用期超过规定期限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陕西省职业介绍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经营活动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职业介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变更或者终止，未到原审批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职业介绍机构服务场所未明示合法证照、服务项目、收费项目和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号码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之一，违法进行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陕西省职业介绍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印制《陕西省职业介绍许可证》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没收违法印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经审批举办职业供需洽谈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法律、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执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停业整顿、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和罚款数额五千元以上的处罚决定，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四十八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外国人来本省求职择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