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国家计委关于申办高级技工学校若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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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曾广荣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间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公司总经理（亦为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王某长年不在公司，公司由总经理助理原告李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被告公司在某县开发房地产，为促进开发的商品房和商铺销售，曾委托甲公司进行代理销售，佣金提取比例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议终止委托，进行结算，店面销售工作建议被告自行承担。此后，被告将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铺组织公司人员自行予以销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间，聘请广告公司、电视台进行广告销售宣传。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处领取。期间，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载明，佣金提取比例为3%，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该合同有原告签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或加盖印章。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该证据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时，都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真。本案中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该合约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总经理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而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实，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是采用的盖然性规则标准，在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盖然性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为了能够相对举晰地说明高度盖然性标准，德国学者埃格罗夫、马森等提出了刻度盘理论。刻度盘从0％－100％，按25%分为四级，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刻度盘理论的优点在于将证据证明的程度进行了数学上的量化，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数学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设想，诉讼中无法精确地对某个事实的主张作出数学上的量的比例，同时也无法将每一证据的证明力一一进行量化设值比对，更不可能将证据的证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个综合证明值。
故笔者认为，高度盖然性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优势证明是一种盖然性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法官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在主观上是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这种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证据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判断，是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的结果。高度盖然性具体达到的程度，很难用详细的语言和具体的数字进行准确表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范围、宽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确的百分比进行详细的量化。
具体到本案，原告以与和被告签订了《xx销售代理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但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6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有：①《工资表》，证明原告系公司经营负责人，房屋销售人员由公司聘请和发放工资；②《公证书》，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对原告与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约不知情，公司商铺后期成批销售商铺给陈某、胡某，与原告无关；③被告公司会计刘某的证言：公司的财务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专人管理，关于原告所说的《xx销售代理合约》我没看到过，也没在上面盖过章；④被告公司职员黄某的证言：原告没有管理公章，但经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没有销售过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铺的销售是公司行为；⑤证人陈某、胡某证言：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商铺，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绍的，不认识原告。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原告提供的合约存在以下疑点：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即2004年6月）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权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没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
可见，这种“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②、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④、庭审的效果,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⑤、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规则往往被曲解或断章取义，用于为偏见辩护。为防止这一点，关于法官要公开心证的理由和结果，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笔者认为在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一、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以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的证据。
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区别法官的主观臆断。也绝不能仅根据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而应在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采信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作出。。
三、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确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并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讼的有序进行。
五、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述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高度盖然性规则更要求法官对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理由在判决书中详加说明，这样易于使当事人理解法官认定的事实只是形式真实，而形式真实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客观真实之间是有着差异的，以及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与诉讼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因素寻找败诉原因，促使败诉方服判息诉，减少社会各方对法官的误解，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六、多数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应由集体判定。在对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时，应当组成合议庭集体判定。首先，当证据与待证害之间存在盖然性而必须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时，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必然有较大争议，证明过程也相对繁杂。因此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其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了最终的权威地位，这时法官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影响到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文字表达能力、逻辑分析本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清正廉明的优良品质。因此，只有用集体的力量并且相互监督，保证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正确落实。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





卫生部　农业部　商务部等


关于印发《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监督发〔2010〕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局），农业（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商务厅（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为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行为，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了《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卫生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行为，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安全信息，是指县级以上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部门、监管部门及其他政府相关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知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消费以及进出口等环节的有关信息。
　　第三条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应当准确、及时、客观，维护消费者和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食品安全信息分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和各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公布的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的信息。
　　第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管以及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制度，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各地应当逐步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第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商务行政以及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相互通报获知的食品安全信息。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信息通报的工作机制，明确信息通报的形式、通报渠道和责任部门。接到信息通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对食品安全信息依据职责分工进行处理。对食品安全事故等紧急信息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立即进行处理。
　　第七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统一公布以下食品安全信息：
　　（一）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包括国家年度食品安全总体状况、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实施情况、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情况等。
　　（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
　　（三）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包括对食品存在或潜在的有毒有害因素进行预警的信息；具有较高程度食品安全风险食品的风险警示信息。
　　（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包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地和责任单位基本情况、伤亡人员数量及救治情况、事故原因、事故责任调查情况、应急处置措施等。
　　（五）其他重要的食品安全信息和国务院确定的需要统一公布的信息。
　　各相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提供获知的涉及上述食品安全信息的相关信息。
　　第八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公布影响仅限于本辖区的以下食品安全信息：
　　（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实施情况、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订、修订情况和企业标准备案情况等。
　　（二）本地区首次出现的，已有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
　　（三）影响仅限于本辖区全部或者部分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包括对食品存在或潜在的有毒有害因素进行预警的信息；具有较高程度食品安全风险食品的风险警示信息及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有关建议。
　　（四）本地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
　　上述信息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自行决定并公布。
　　第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管、商务行政以及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依法公布相关信息。日常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涉及两个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的，由相关部门联合公布。各有关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日常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的咨询、查询方式，为公众查阅提供便利，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条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负责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拟定信息发布方案，由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简要信息，随后公布初步核实情况、应对和处置措施等，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情况滚动公布相关信息。对涉及事故的各种谣言、传言，应当迅速公开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
　　第十一条　各相关部门在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前，可以组织专家对信息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提供科学意见和建议。在公布食品安全信息时，应当组织专家解释和澄清食品安全信息中的科学问题，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食品安全各监督管理部门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应当及时通报各相关部门，必要时应当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同时将会商情况报告当地政府。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于获知涉及其监管职责，但无法判定是否属于应当统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的，可以通报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认为不属于统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的，应当书面反馈相关部门。
　　第十三条　依照本办法负有食品安全信息报告、通报、会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报告、通报和会商食品安全信息，不得隐瞒、谎报、缓报。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组织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情况的监督检查，不定期对食品安全监管各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报告和通报情况进行考核和评议。必要时有关部门可以纠正下级部门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并重新发布有关食品安全信息。
　　第十五条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作用，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食品安全信息报道，畅通与新闻媒体信息交流渠道，为采访报道提供相关便利，不得封锁消息、干涉舆论监督。对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要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部门向新闻媒体公布，并适时通报事件进展情况及处理结果，同时注意做好舆情收集和分析。对于新闻媒体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理，并通过适当方式公开处理结果，对不实和错误报道，要及时予以澄清。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咨询和了解有关情况，对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政府或有关部门授权，不得发布食品安全信息。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持有异议的，公布食品安全信息的部门应当对异议信息予以核实处理。经核实确属不当的，应当在原公布范围内予以更正，并告知持有异议者。
　　第十八条　公布食品安全信息的部门应当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职责对公布的信息承担责任。任何单位或个人违法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应当立即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第十九条　国务院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制订本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国食药监协〔2004〕556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