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边远地区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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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

　（1997年2月26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结合深圳经济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水土流失，是指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资源的破坏和损失。 本条例所称水土保持，是指对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全面规划，防治结合， 加强监督，注重效益的方针；遵循谁开发建设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土地使用权人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其使用权范围内的水土资源，并负责治理因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第五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水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市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工作，各区人民政府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水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的规划国土、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建设、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同级水务主管部门对水土保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土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控告。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土保持的宣传教育工作，鼓励采用水土保持的先进技术，奖励水土保持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 预防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制度，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组织全民植树造林、种草，保护植被。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从事毁林开荒和其他破坏水土资源的行为。
第九条 市水务主管部门应当在调查评价水土资源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水土保持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水务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水土保持规划的修改，须经市政府批准。
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应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十条 市水务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水土保持规划和水土流失状况，划定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重点监督管理区及重点治理区，报市政府批准后进行重点防治。
第十一条 在下列区域不得从事挖砂、取土、采石（矿）、采伐林木等损坏植被的活动：
（一）水库、山塘水位线以上至第一重山脊以下的山坡地；
（二）河道及水渠两侧外延一百米内的十度以上的山坡地；
（三）铁路、公路两侧外延五十米内的十度以上的山坡地；
（四）崩塌滑坡危险区；
（五）其他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地。
第十二条 开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或旅游开发区，修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电力工程、水工程、市政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开采石（矿）等土木工程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开发建设单位办理报建手续，必须持有经市、区水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将水
土保持方案作为审批建设项目报建的必备条件。
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不得变更。
第十三条 水土保持方案分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水土流失预测；
（三）水土流失防治方案；
（四）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五）方案实施措施及实施方案的资金情况；
（六）市水务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的其他内容。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内容及格式由市水务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十四条 应报送水土保持方案的开发建设项目，依照下列规定向市、区水务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动土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或动土量超过五万立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向市水务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动土面积在两万平方米以下或动土量在五万立方米以下的， 土地使用权人应向区水务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第十五条 在已经开发的土地上进行的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权人可直接办理报建手续，并应将水土保持方案向水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从事开垦荒坡地、烧瓷、烧砖等经营性取土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在动土前向区水务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第十七条 市、区水务主管部门自接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之日起，应分别于二十日、十日内批复。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所需的建设经费，必须列入建设项目工程概算、预算，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由水务主管部门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
建设单位不得违反市、区水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有关内容进行施工，实施水土保持方案的资金应专项用于防治水土流失。
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开发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因施工引起水土流失。
建设项目需挖填土方、剥离表土的，应当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施工，不得破坏原有防洪排涝体系的功能，严禁向江河、水库、山塘、沟渠倾倒余泥、砂、石、渣土。因采矿和建设使植被受到破坏的，必须采取措施恢复表土层和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在铁路、公路两侧地界以内的山坡地，必须修建预防水土流失的护坡或采取其他整治措施。

第三章 治理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水土保持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对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对于水土流失区域，应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规划，制定具体的治理计划，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恢复和整治水系。
第二十一条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人民政府应将水土保持工作列为重要职责，并建立政府领导任期内的水土保持目标考核制。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治理水土流失专项经费， 用于治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及投资建设公共水土保持设施。
第二十三条 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和种植的林草，应当按照国家技术标准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的，应当建立档案，设立标志，实行管护责任制。
第二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人对在其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应负责治理。
土地使用权人因技术、人力等原因无力治理的，应交纳防治费用，由市、区水务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土地使用权人对其造成的水土流失既不治理又不交纳防治费用的，市、区水务主管部门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交纳防治费用的申请，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凡从事各种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及其他活动，致使水土保持设施的原有水土保持功能降低的，应予补偿。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市水务主管部门应建立水土流失监测网络，对全市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并定期向政府报告或向社会公告。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的报告或公告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水土流失的面积、分布状况和流失程度；
（二）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及其发展趋势；
（三）水土流失防治情况及其效益。
第二十八条 有水土流失防治任务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定期向其项目的水土保持审批部门通报本单位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情况。
第二十九条 各级水务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情况进行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第三十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造成水土流失的，建设单位必须向水务主管部门提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市水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恢复或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其损坏植被面积每平方米十五元至二十元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申报水土保持方案擅自动工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其停工并限期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并可处以二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水土保持方案未获批准而擅自动工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其停工，并处以前款数额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第三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人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限期仍未治理的，处以两万元以下罚款；水土流失的危害后果严重的，处以其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每平方米十五元至二十元或流失量每立方米四十元至六十元的罚款，并责
令其停业治理。
第三十五条 破坏水土保持设施，以暴力和威胁方法阻碍水土保持监督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区水务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水务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市水务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
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自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水务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免予承担责任。
第三十八条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2月26日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探究

于朝

初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制定的在自行侦查案件的立案前都必需进行初查，确认有犯罪事实后再立案的一种办案制度。初查，过去也称预查，是近十几年检察立案的必经程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为了确定管辖分工或举报材料的某些内容（如案发单位和嫌疑人是否存在等），需要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但这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因而本文所讨论的初查制度问题无关。

一、初查制度的提出和形成

检察机关是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初查活动的。产生这一活动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刑事立案的误解和对客观环境变化的不适应。
首先，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客观条件导致了检察机关对立案标准的误解。
７０年代末，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对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立案时检察机关通过对立案材料的审查，“主观”上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即应当立案。至于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是谁犯罪，应当通过侦查解决[注1]。我国检察机关在８０年代初开始直接受理侦查经济罪案时，立案材料通常是由发案单位通过调查取得并提供的，且已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材料即行立案并直接进入预审。接受举报时已具备相当的犯罪证据，是这一时期经济罪案立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立案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逐渐使检察机关对立法原义产生了误解认为只有客观上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但是，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检察机关受理经济罪案的线索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办案中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增加，并一度居立案线索来源的首位，由于在办案中即可查明线索，确认犯罪，更加强化的对立案必需客观存在犯罪事实的观念；二是，线索不清的举报、匿名举报也开始增多，根据这类线索进行立案，显然是缺少了以往发案单位在移交线索前的查证过程。检察机关为了解决立案后的“撤案”问题，提出了“提高立案质量，把好立案关”的口号，一定要确认有犯罪事实存在才能立案。对举报、检举和自首的材料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立案前的调查初查，待查明有犯罪事实后才能研究立案。
其次，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的特点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误解。
刑事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立案的对象应当是犯罪事件或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通常为职务犯罪或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犯罪与其犯罪主体履行职务有关，是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的误解，即认为检察机关立案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事件。例如：在检察机关的《立案决定书》及有关侦查材料中常见的“对×××进行立案侦查”，便是这一误解的体现。因存在这一误解，往往即使举报材料已证实客观上发生了犯罪事实[注2]，也不能通过立案侦破案件，却仍需要通过案前调查，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这是初查活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初查制度的提出，最早见于１９８６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该文件第六条三项规定“经审查认为控告、检举的犯罪事实不清，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确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可以通知控告、检举单位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有关初查问题作出规定，也是近十几年来对自侦案件进行初查的制度依据。但从这一规定的内容不难看出，传统的办案模式及立案观念对立案制度的影响。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高检院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该规则前几稿中尚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初查，但最后定稿时即明确将初查规定为立案的一个环节，且具体规定了初查的程序。这标志的初查制度的正式确立。
初查制度被正式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由于各种原因，检察机关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展开了立案竞赛。这一竞赛所产生的一个明显恶果是导致了自侦案件侦查工作质量的下降，如：不应当立案的立了案；本可以侦破的案件侦破不了；本可以办出大案的仅够立案标准即结案。这些问题出现表现在办案结果上就是立案数与起诉数之间具有较大的差额。这一现象在９０年代逐渐引起了全国人民代表的注意，进而产生了强烈反映。检察机关的一些同志将人民代表的这些反映归结为立案质量不高所至，因而反复强调立案前要搞好初查，并最终将初查规定为立案制度之一。

二、初查制度的违法性

只要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关立案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初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案规范中为何未规定初查制度。笔者认为：
第一，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有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该法的任务之一。而初查的任务则是确认有无犯罪事实，即查明犯罪事实，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侦查的任务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初查（且通过初查已可以查明犯罪事实），整个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必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是进行侦查的前提，只有立案以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才能实施“依照法律进行的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注4]。根据这一立法思想，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也不会允许在立案前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初查。
第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侦查的工作规律有关。刑事侦查的基本活动过程是：立案→侦破→预审→侦查终结。实际工作中，除侦查机关直接发现的犯罪案件以外，其它任何犯罪案件（含作案人在发案前自首的）都需要经过上述侦查过程。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法律规定的事实（证据）标准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科学的规定。①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注5]，即应当立案侦破；②对“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注6]；③侦查终结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注7]。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概括起来就是，立案时，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允许是主观的，即实际是否发生了犯罪不影响立案与侦破，笔者称其谓“主观标准”；预审时，必需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此时也只是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但还需要通过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注8]，笔者称其谓“准客观标准”；侦查终结时，则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笔者称其谓“客观标准”。达到“客观标准”是整个侦查活动的结果。但制定初查制度的目的，则是在立案时即达到“客观标准”，这显然是违反侦查工作规律的。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初查制度。
从上述论述可以明确，从依法治国和科学诉讼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不能也不会制定初查制度。而高检院制定的初查制度，其违法性就在于允许进行诉前调查，即非法进行侦查活动。
检察机关的有些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在制定立案法规时，未考虑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具有作案隐蔽性和举报不确定性的特点。未规定初查制度是立法上的疏漏。这一认识的偏差之处在于，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没有实际研究一下刑事案件的侦查规律。事实上，从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出现隐蔽作案和举报不确定（甚至错报）的情形。
也有的同志认为，初查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些同志引用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中的“审查”一词作为初查的法律依据。强调汉语中的“审查”一词包括“调查”的意思，进而说明刑事诉讼法是允许进行初查的。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有些牵强附会。首先，从语法上讲，８６条规定的“审查”对象是“材料”，而不是“事实和证据”。其次，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审查所可以采取的“调查”手段。
上述看法和观念的存在，也是建立初查制度的一种理论依据。如果不加以纠正，即是高检院将来取消了初查制度，也势必会影响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

三、初查制度的危害性

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仅十几年的诉讼实践看，初查制度的实施对正确地实施刑事诉讼法已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
第一，采用初查制度必导致违法诉讼，使检察机关的“严格执法”成为一句空话。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初查会导致侦查手段的滥用。侦查人员进行“初查”时，不采用侦查手段是无法获取证据的。为了获取证据，侦查人员必需采用相应的侦查手段（如询问证人、检查帐目、讯问犯罪嫌疑人等）进行调查，这必然导致侦查手段的非法使用；其次，许多通过初查取得的证据，在立案后已无法获取，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能使用这些通过非诉讼程序获取的证据，导致使用不合法的证据进行诉讼。
第二，采用初查制度会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司法实践中，由于初查缺乏法定的调查手段，对侦查工作直接产生了不理影响。一是，在调查中遇有反侦查活动时，往往束手无策，致使案件因查不透而出现“夹生”，待立案后已无法纠正，这是一些案件查不明，诉不出的原因之一。二是，目前的初查制度中为防止对检察机关带来不利影响，规定了一些不得采用“调查”手段，但许多案件必须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才能查明犯罪事实，遇有这类情形时，往往会出现查不透的情况，而犯罪事实查不透又不能“立案”，致使一些犯罪案件被迫放弃侦查，造成犯罪分子逃脱刑事责任的追究。
第三，初查会导致侦查工作失去相应的监督。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通过立案侦破阶段，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通过侦查，查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进入预审；二是通过侦查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收集有罪证据，不能进行预审，而应当取消案件。检察机关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制定了一整套取消案件的监督程序。但由于初查是将侦破工作置于了立案之前，因此，对应当通过作取消案件的处理的情形，即通过不立案解决，致使取消案件的诉讼过程失去了程序上的监督。不立案成为办案人员或个别领导干部处理“不好查”案件的法宝，是导致有案不立，甚至利用案件进行非法交易的重要因素。
总之，初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已经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和实际执法水平造成了危害。在中央一再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已到了非取消不可的程度。

四、取消初查制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初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已经实际实施了十几年，现在取消这一制度阻力是可想而知的。笔者认为在取消这一制度时，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转变刑事立案观念。多年来，由于对立案标准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检察人员在立案观念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这是产生初查制度的主观原因。因此，取消初查制度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检察人员的刑事立案观念。首先，应当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通过这一观念的转变，使的初查制度成为“没有必要”。其次，应当树立先立后查，依法办案的观念，即将立案作为刑事调查的必要前提。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也不是对所有的举报线索均进行初查，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认为可能存在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才进行初查。实际上绝大部分案件的进行初查时，已达到了法定的立案标准。第三，应当树立因事立案的观念。无须待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
二是，转变侦查观念，改进侦查制度。在讨论初查的必要性时，检察机关的大部分领导同志都担心放开立案，会导致对当事人的非法侵害。建立“初查”制度的原意就是为了提高预审的准确性，防止因随意采用传唤措施而给当事人、社会和检察机关带来不利的影响。但现实是，由于“初查”制度的建立没有法律依据，因而对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初查的问题有关部门不能依法作出具体的规定，所以“初查”制度的建立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反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初查中证人作伪证时不能依法处置；犯罪嫌疑人不供时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有关单位拒绝查帐时无法强制进行查帐；初查中所获取的证据无法在法庭上运用；甚至个别案件在出现已经查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而立案的情形时，上级检察机关无法监督等等。实际上，初查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诉讼行为。检察机关采用这一非法诉讼方法来制止办案中的其他违法行为，是一种消极的方法。积极的方法应当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建立健全侦查制度，用合法的办案制度来约束违法的办案行为。在这方面，高检院及各级检察机关目前亟需制定的侦查制度主要是案件侦破制度。笔者认为案件侦破制度至少应当包括：①秘密侦破制度。除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情形外，侦破工作应当秘密进行。②侦破工作程序。案件侦破过程中可以采用的侦查措施。其中，在案件侦破之前，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③破案标准。即进入预审阶段所必须的证据标准。
三是，提高侦查人员执法水平。取消初查制度后，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撤案数的增加。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一现象呢？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立案与撤案的关系。撤案不是对立案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立案对象的否定。立案是根据举报等材料，将检察机关认为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经过侦查，确认该事件中不存在犯罪时，应当撤案。撤案是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主要法律手段和措施。因此，在立案时如立案材料已说明可能存在犯罪，而撤案时，有关证据证明不存在犯罪，撤案是一种正常的诉讼现象。其次，应当搞清撤案的原因。刑事侦查中的撤案原因主要有：①立案时未能正确地审查材料，错误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②受侦查水平所限，无法查明犯罪事实。③客观上不具备侦破条件，导致案件无法查清。④经侦查发现立案材料不实，不存在犯罪事实。目前检察机关由于存在着初查，因而自侦案件的撤案主要原因是前两种情形。因此，在取消初查制度后，上述第④种撤案情形可能会增加，但随着侦查人员执法水平的提高，其他类型的撤案情形会大幅度减少。所以，取消初查制度从总体上讲不会导致检察机关撤案的数量的增加。
四是，改变对案件的统计及报告、宣传的方法。第一，在案件统计方面，将立案数改为案件受理数。检察机关接受举报等不一定立案，而立案说明是检察机关实际接受案件的情况，反映出该机关的工作量和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主动性。第二，增加破案统计指标，并作为检察机关向人大报告和对外宣传自侦案件数量的主要指标。第三，对撤案原因进行具体化的统计，通过统计分析，不断改进侦查工作，以保证立案工作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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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参见于朝《论经济罪案的立案标准》，〈政法论丛〉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注2：参见于朝《未明确作案人贪污案件的立案与侦破》１９９０年山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会议文件。
注3：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８２条规定的侦查含义。
注4：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规定的立案标准。
注5：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９０条规定的预审标准。
注6：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９条规定的侦查终结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