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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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局等


出口产品退税审批管理办法

1989年9月12日，国家税务局等

为正确贯彻执行出口产品退税政策，完善出口产品退税审批制度，加强出口产品退税的管理，根据现行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出口企业的退税登记
凡经批准有出口经营权、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单位，均应持工商营业执照，填具“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表”（附件一），向所在地主管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办理出口企业退税登记。新开业、拆并、变更的出口企业，应当自批准或变更之日起30日内办理出口企业退税登记。办理退税登记之后，方可申请退税。
二、出口产品的退税鉴定
凡经营出口产品的企业，均应填具“出口产品退税鉴定表”（附件二），报经所在地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执行。
出口企业的贸易性质、经营方式和经营品种若有变更，应当在变更后的30日内申报修订退税鉴定；出口产品退税的税种、税目、税率、计退税依据以及有关退税政策调整时，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应及时通知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在接到税务机关通知后30日内，重新修订出口产品退税鉴定报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执行。
三、出口产品的费用扣除
外贸企业（包括工贸企业）购进出口商品，应在库存出口商品帐上将产品的出厂金额与购进等各项费用分开记帐（具体办法及执行时间另行下达）。产品出口后，出口商品销售帐能反映出厂金额的，均应按帐上记载的出厂金额经税务机关审核后据以计算退税；出口商品销售帐不能反映出厂金额的，应按库存出口商品帐上记载的各项费用采取核定费用扣除率的办法经税务机关审核后予以扣除。
费用扣除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库存出口商品帐 上年结转金额
＋
本年费用累计额 中所含费用
费用扣除率＝－－－－－－－－－－－－－－－－×100％
本年购进金额 ＋上年结转金额
四、出口产品的退税申报
凡经营出口产品的企业在产品报关出口并在财务上做销售处理后，按月、旬或按批如实填具“出口产品退税申请表”（附件三），报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申请退税。同时附送或提供以下证明资料：
1．附送盖有海关验讫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原件和“出口销售发票”。办理退税后，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应在“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盖“已退税”章。对出口量大、报关次数多、距报关海关远的省级以上外贸公司，由公司提出申请，经当地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审核后，由国家税务局商经贸部批准，可将“出口货物报关单”和“出口销售发票”按出口时间顺序编订成册，以备税务机关审核。
“出口销售发票”为对外结算正式发票的副本，必须详细列明合约号或订单号码、货物名称、规格、数量、重量、单价、贸易总额、运输工具和起止地点，并有发货人的签名或印章。
2．提供进货发票。进货发票必须有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并盖有供货单位的印章。
3．属于委托代理出口产品，还应附送“代理出口产品证明”（附件四）和“代理出口协议书”。“代理出口产品证明”由委托企业据实开具，并经受托企业所在地市、县以上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审核盖章。
4．有进料加工复出口产品业务的企业，还应按月向当地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申报实际进口的料、件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征免税比例、进口成本等有关资料（附件五）。
5．属于生产企业直接出口或委托出口的自制产品，凡以到岸价（ＣＩＦ）结算的，还应附送出口货物货运单和出口保险单。
6．属于出口样品展销，还应附送“收汇通知单”。
五、出口产品退税的审核批准
（一）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接到出口企业的退税申请后，应到出口企业逐项进行审核。
（二）审核内容和要求：
1．对自营出口销售帐的审核。要认真审查和严格划分境外销售和境内销售的销售收入；审核出口产品销售成本的核算和结转是否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审核申请退税的出口产品与“出口产品退税鉴定表”的产品名称、规格等是否一致。
2．对“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审核。“出口货物报关单”必须为盖有海关“验讫章”的原件。报关单中的产品名称、规格等应与出口发票一致；报关单中的“经营单位”应与申请退税单位一致；属于代理出口的，则应有“代理出口产品证明”。报关单中“贸易性质”栏注明“来料加工”、“转口贸易”的，不予退税，注明“进料加工”的，则应从退税款中抵扣进口料、件的免税额；“结算方式”栏中注明“出口不结汇”的援外物资、替换国外退货的产品和无偿赠送的样品展品，不予退税。
3．对出口发票的审核。出口产品数量、贸易总额应与销售明细帐、出口主要商品销售利润（亏损）表和申请退税产品数量、销售收入一致。属于工业企业直接出口或委托代理出口的出口发票，应审核出口产品的离岸价格，确定退税的计税依据。
4．对进货发票的审核。进货发票所列的价格、金额应为产品的出厂销售单价、出厂销售金额（即工厂产品税、增值税计税金额）。凡购进金额中包含购进等其他费用，则应根据不同情况按规定分别确定费用扣除率计算扣除。
5．出口产品退税率的审核。退税税率应与主管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鉴定的退税税率一致。出口企业将不同税率的出口产品放在一起核算的，由企业分别不同的产品按适用的税目、税率计算申请退税。划分不清的，退税税率一律按从低的原则办理。
6．对“出口产品退税申请表”的审核。“出口产品退税申请表”的数据计算必须准确，横向与纵向的逻辑关系必须清楚正确。
（三）出口产品退税的批准：
按规定直接由直属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办理的退税，由直属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处领导审批。其他地区办理的退税，一律由市、县以上税务机关领导审批。
六、退税专用的“出口货物报关单”的核签程序
（一）报关单位出口产品如需要申请退税，应增填1份“出口货物报关单”，并在右上角自盖3厘米×6厘米长方形“申请出口产品退税专用联”印章。海关于验放货物出口后，加盖验讫章退还申报单位。海关按原外贸部（79）贸关货字第267号《关于签发货物进（出）口证明书并收取签证费的通知》中的相应标准收费。出口后要求海关办理证明者不予受理。
（二）凡属转关出口产品要求退税的，报关单位应按转关运输管理办法再增填1份“出口货物报关单”。启运地海关在办理出口手续后，可直接在“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批注，加盖验讫章后退回报关人，以便办理退税，出境地海关不再予以签章。
（三）如经海关签印证明已出口报关的货物发生退关，海关有权将已签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撤回或调整其出口货物数字并重新签印。转关出口货物发生退关，应由出境地海关通知启运地海关按上述办法办理。
七、出口产品退税的检查
1．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对出口企业按期办理退税后，于每季度末还应将本季度所退全部税款进行一次复查。
2．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对出口企业上年出口产品的种类、数量、金额、税率、费用扣除和退税额进行一次全面清算，多退的收回，少退的补足。清算后，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不再受理企业提出的上年度出口退税申请。
八、违章处理
1．各有关税务机关，应认真贯彻执行出口退税法规政策，严格按规定办理退税。对由于不正确执行出口退税规定或不认真审核造成多退或少退税款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对违章案件都应当立案，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并将处理决定书面通知当事人。
3．出口企业有下列违章行为之一的，除责令限期纠正外，可酌情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1）未按规定办理出口企业退税登记和申报出口产品退税鉴定的；
（2）未按规定建立、使用和保存有关出口退税帐册、票证的；
（3）不按规定提供出口退税资料、凭证的；
（4）拒绝税务机关监督检查的。
4．出口企业有意采取欺骗、隐瞒等手段而造成多退税款的，视同偷税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九、本规定自1989年7月1日起执行。过去的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略）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小史
冯彩平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3级6班，成都，610225）

摘 要 物证与司法审判紧密结合，同时，又与司法鉴定相辅相成。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是我过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心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西周，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方法，三国司法物证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又相继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总之，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司法鉴定 司法审判 发展

第一,司法物证的萌芽阶段 西周——春秋
传说中的獬豸兽断案之类的神明裁判式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被司法审判实践所淘汰，仅仅作为一种古老的神话而载入史册。历史上真正的司法物证出现在西周，下面我们就从西周开始谈起。
西周中、后期，以调整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期订立民事契约时，双方均在署名后边划一个十字或捺个手印，表示双方信用。这样，就开始形成了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
在司法审判方面西周审判者首重口供，法律要求审判官“听狱之两辞”，以原告、被告双方的供词作为审判的主要依据。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确立了通过注意当事人表情而分析，认定其口供的真实与否的原则。《尚书·吕刑》称：“以五声听狱颂。求民情”⑴。《周礼》也记载了审判方式上的“五听”原则。在重口供的同时，西周司法活动也注意对证据的运用。据《周礼》的记载，在西周设立“司历”一职，其职责涉及对刑事案件的器械，赃物的管理。对于涉及财产的案件，同样要求人证，书证。据《周礼·秋官·小司徒》记载，一般民事纠纷，应有周围邻居提供证据。有关土地纠纷，则以官方的土地舆图为审判依据；有关债务纠纷，则须以相关的契约作证.⑵
到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的司法制度正发展的比较完备，在司法机关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诸侯间的争讼，都由他裁决。周王之下，设有专理刑狱的司寇，不但听讼断狱，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设士师，士分别负责处理司法工作。各诸侯国的司法机关，制度同于朝庭，不过规模较小。诉讼程度上，民间的狱讼，轻微案件口头向地方主官陈讼等方面是一样的。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例如《札记·月令》：“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⑶。可见，西周已有司法法医检验伤害制度。其中“理”是指司法鉴定人员的官职，“伤、创、折、断”是指伤害的不同程度。“瞻察、视、审、“是指不同检验方法。由此可见，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在西周，即公元前七世纪。
春秋时代的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但在司法制度方面完全承袭西周，所以物证也没有什么发展。
这一阶段是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阶段。
第二，司法物证的发展阶段 战国——隋朝
战国时期的物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楚秦两国，他们在审案中已经十分注意证据的搜集和运用。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对楚秦两国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以及诉讼证据的种类问题予以分析研究。
一、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
当代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属性。至迟在战国，这些属性已为楚秦统治者所关注，其中对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更是具有一套科学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所谓证据的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搜集和运用。证据的合法性不仅要求实质上的合法，而且要求程序上和形式上都必须合法，否则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包山楚简可以看出，楚国在审理案件时，已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证据规则，其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就是例证，如果证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作证资格，其所提供的证词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予以排除。秦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则似不及出国严密，还只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
（二）限制刑讯逼供原则
当代法治国家一般都规定，办案人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运用证据，并且经过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法律禁止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言词证据。在秦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在楚国未发现有关限制刑讯逼供方面的材料，但从楚人对某些疑罪案件的审理原则来看，似乎是不主张刑讯逼供的。
二、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
在办案中，使用恰当的询问方法和策略，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楚秦司法官员对次可谓驾轻就熟，兼听两辞的方法和利用矛盾的策略在审案中被广泛运用，足以证明。
（一）兼听两辞，从真去伪的审理方法。
口供在古代被奉为“证据之王”，因此，当事人陈述或供述在审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事人陈述或供述是指当事人自己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由于当事人是案件事实的经历者，所以其陈述可以揭示案件的真实情况，对办案人员掌握案件的争议焦点有重要的价值。但因当事人是案件的厉害关系人，其陈述可能村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虚假性，办案人员还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当事人陈述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查判断。《尚书》记载的周代审判程序，在开庭之始就要求“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蔡沈注曰：“两造者，两争者皆至也。周管以两造听民讼。具备者，词证皆在也”⑷。楚秦诉讼继承了这一原则。既认真听取原告的陈述，又不忽视被告的供述和辩解，尤其在出国的庭审中，原告和被告的口辞都具有同等的作用。
（二）利用矛盾，揭露犯罪的审讯策略。
此处的利用矛盾，是指办案人员在询问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用以揭露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进而迫使其转变态度，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
三、诉讼证据的种类。
证据的种类，是指根据证据的不同特征和材料来源或表现形式，在法律上所作的分类。从现有材料看，楚、秦两国司法官吏在审断案件过程中已十分注意搜集和运用证据来证明犯罪。可以说，现有国家诉讼中的证据除了视听资料外，其他种类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和勘验报告等，在当时大都运用了。
（一）物证
云梦秦简《封诊式·群盗》说。逃犯戊用弩射执行逮捕任务的乙，乙将戊斩首，并缴获两具弩，二十只箭前来报告。这里的罪证弩、箭是戊实施犯罪的工具。又如《出子》中，某里士伍之妻甲告发同里大女子丙将其殴至流产，并呈送凝血状的胎儿作为罪证，这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⑸
（二）书证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鞠审献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狙审献之之谓也⑹。”这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引用秦律原文：有投匿名信的，不得拆看，见后应立即烧毁，能把投信人捕获的，奖予男女奴隶二人，将投信人囚禁，审讯定罪。第二款是对第一款的解释说明：看到匿名信而没有拿获投信人，应将信烧毁，不得开看；若已拿获投信人，则不要烧毁，以便根据信的内容对投信者定罪量刑。这说明，秦的司法机构在处理案件时是使用书证的。楚国的官吏在诉讼活动中更是广泛运用书证。楚人称登记名籍与户籍的薄册为“典”，“典”作为书证的一种，对及时、正确地审判诉讼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包山楚简中涉及名籍或户籍的案件，常以“典”中所记载内容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书证在楚国诉讼证据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三）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情的人就其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向司法人员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楚、秦的司法机构在办理各类诉讼案件中十分重视证人证言，这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秦人在审理案件时，已注意证人证言。相比而言，楚国比秦国更重视证人证言。楚人对证人证言的搜集、审查、鉴别和运用，有一套严格细密的规定。上文在讨论确保证据合法性的制度时已指出，楚国的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作证前还要经过一些法定环节和程序，对搜集到的证人证言要制作笔录。楚国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作如此严格的审查，对于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对于正确办理案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上文已经指出，楚、秦诉讼制度继承了《尚书·周书·吕行》确立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罔不中听狱之两辞”的原则，在庭审中，将原告和被告的口辞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原则为后世立法者所采用。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司法机构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就案件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运用其专门知识、经验或技能，进行周密的分析鉴别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往往根据鉴定结论定案，但鉴定结论仍然会因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产生谬误，所以若要运用它定案，是必须经过认真的审查判断的经验的人。诊断检查如此细致，所得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也自然大大提高。秦人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医学知识，充分反映出法医学在战国时期的发达程度。
（六）勘验、检查报告。
勘验、检查报告是办案人员对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人身等进行勘验、检查后写出的报告材料。
楚秦两国的诉讼证据既有统一性，又有互补性。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都重视当事人陈述；二者的不同之处则是楚国重证人证言并多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秦人重勘验结论并多由司法机构主动、迅速、及时地调取证据。同时，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的搜集，审查与判断的许多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的诉讼实践中已被运用。相应的原则与制度在当时也已普遍确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搜集证据的要求，如客观方面；专门工作和民众结合；依照法定程序；主动、迅速、及时等。第二，搜集证据的方法，如询问法；搜查和扣押物证书证；询问被告人；勘验、检查、鉴定等。第三，审判判断证据的要求，如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应查证属实等。第四，审查证据的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第五，运用证据的规则，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忠于案件事实真相等。总的说来，诉讼证据是诉讼的基础，一切诉讼活动也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楚秦诉讼证据制度的上述合理因素，反映了立法与司法的刑罪相称，罚当其罪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⑺
秦朝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司法物证和检验制度。据《云梦秦简》记载，在秦朝初期就有“令吏”、“隶臣”兼施尸体伤痕检验和现场勘查工作。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就比较重视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并作较详尽笔录。例如《封诊式·穴盗》“竹简上记载了某居民家被盗现场的方位，痕迹的形状和大小等情况；现场位于侧房，后墙中央有一新挖的洞，洞沿上有类似宽刃凿子的痕迹。洞外地面松土上留有穿旧了的秦綦履的痕迹。鞋痕全长一尺二寸；前掌花纹密、长四尺；中腰花纹稀，长五寸；墙洞口处留有类似人脚的登攀擦蹭痕迹；松土上留有膝部和手印各六处……⑻”又如《爱书》“经死”中详细记载了各种与案情有关的现场情况；死者尸体悬挂的位置，绳索的质地和粗细、长短、绳套的相交情况，绳套在颈部形成痕迹的颜色，舌头外伸的情况等。最后还区分了自杀或他杀应注意勘查的几个关键问题。在“贼死”中也都强调仔细勘查，以便发现、搜集各种证据和线索，弄清案情真相⑼。这些记载距现在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反映了当时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也反映了当时在缢死案件检验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除了鉴定技术外，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方面，也有明确规定。首先，对于死因不明的，原则上要进行尸体检验，违反者要依法予以处罚；其次，检验和鉴定必须有专门人员来负责。从《云梦秦简》的记载来看，县里的“令吏”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检验和鉴定的国家公职人员⑽。此外，在鉴定文书的体例和格式方面，也有统一的标准式样，表明对司法鉴定已逐步趋于规范化。
汉朝在物证方面仍以口供为主，并在景帝时定有《?令》。但终汉之世，司法实践中多奉行的是“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深（从重论罪）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⑾。故治狱之吏，多以苛刻著称。对囚犯可罚立考讯，这大概是陈梁时“测立法”的初制。特别是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开春秋决狱之先河，司法黑暗。“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⑿。《史书·酷吏列传》所记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时。从昭帝至平帝六年间，每年处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载：

“郡国被刑者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⒀
及至东汉滥用刑讯更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