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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情判”司法传统

张福坤


摘要：“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情判”的灵活与变通，从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达到儒家倡导的和谐与无诉的理想目标。因此，“情判”在中国古代适用极为广泛，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认可，其实效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诉讼实践。文章试从“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情判”心态模式、审判依据与判决内容、“情判”司法案例与实践、现代意义五部分对这一传统加以论述，以阐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这种审判制度的大致轮廓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情判；司法传统；现代意义


“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关于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国家的诉讼制度的同时，应该对于制度背后的观念性的文化的东西加以关注。无疑，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相契合。因此，对“情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
“情”对于立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先秦时期，社会的形态均是家国一体或者可以说家国同构，家就是国的缩影。血缘关系在这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法律制度中亲情伦理色彩极为浓重。到了秦朝，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实行“任法而治”，但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中仍能够看见血缘亲情的因子。汉代秦后，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和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序幕。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是在立法上的“引礼入律”，和司法上的“春秋决狱”。也就是在西汉的中叶，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标志，“情判”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亦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值得提一下的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即在依律断案之外，还根据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决断案件。董仲舒曾依据春秋经义作《春秋决狱》232事。“春秋决狱”的依据来自儒家经义，如《易》、《诗》、《书》、《礼》、《乐》、《春秋》。儒家经义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礼治，礼治发展到汉朝，董仲舒据此提出了“三纲”思想，这“三纲”中由“父为子纲”引申出来的“孝”成为实质上的核心，而“孝”讲究的则是人伦情感，据“孝”断案实际上就是据“情”断案。历史的车轮滑到唐朝，“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情”对法律的作用得到最终承认。宋朝是中国传统“情判”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情理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除《宋史》外，尤其突出的是《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大量案例，均体现了法判向情判的偏转。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律基本沿袭唐律精神。
二、“情判”司法传统之心态模式
（一）“情判”的思想基础
“情判”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情判”的核心在于一个“情”字，即审判的判决依据来自情或情理。中国传统诉讼指导思想总体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出发点在于情，而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于情。儒家思想与情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无所不包，有人说“礼源于情感又出自理性。”《礼记•礼运》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说明了礼自情出。其次是“仁”，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在于关于“任”的学说，在孔子的“仁学”中，以仁释礼，礼以仁为指导思想，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一个兼涵恭、宽、信、敏、惠、勇、敬、忠、智诸德的总的道德规范，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1]（P40）孔子的“仁学”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对此“《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观念，但‘仁’字却出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是一种合乎礼仪，而发于中节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之情，“悌”是对兄弟同辈应有之情，“忠”是对长上君国应有之情，“礼”则是表达情感的方式，……”[2] (P42)这一评述恰如其分的说明了孔子以人伦情感为核心的仁学思想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
（二）“情判”的民众心态
人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对于人情之重要意义，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心领神会的。在古代的中国，人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至成为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由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和终于斯，不但己生，而且子孙后代都会与左邻右舍建立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乃至拟制的血缘关系。彼此称呼爷奶、叔伯、兄弟姐妹……都是中国人试图用人情来维系社会关系的表征。[3] (P23)人情交往的基本准则便是“一礼还一礼”，就是一个“报”字。杨联?先生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文指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就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而言，在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人情大于王法”，法律来自人情，以人情为源泉；就法律与人情的效力而言，也是突出人情的支配地位。在民众的眼里，人情就是最高的法律。程汉大教授也指出“在乡民的心目中，人情比圣旨和法律都大，这里的人情可以理解为‘伦理’、‘习惯’或‘风俗’。可见，中国乡民也有朦胧的‘自然法’意识。”[4]具体到案件的诉讼中，民众打官司只有通过带着情感诉说冤情，伸冤话语用情感来修辞，才能迎合儒吏之同情，才能胜诉。
（三）“情判”的儒吏心态
孔子认为对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断狱应“原心定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明代丘浚也指出：“吏胥不通经，不可以掌律令。”当礼义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要据礼义原则处理，即情理原则。可见，情理原则之所以进入司法实践，成为裁判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与儒家思想和传统是分不开的。
司法官员对于自己审案的要求就是，须用“哀矜之心折狱”，要用同情之心来审案，了解案情事实，这种同情心是与儒家“恻隐之心”相吻合的。司法官所作判决不仅要做到案情事实合法，而且要合乎人们的常情和常理。同时，司法官往往以“青天父母”自居，他们为民众的“父母官”，要“为民父母行政”，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绝对不会排斥情理，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折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统一，追求具体正义，即具体案件处理的合情合理性。
三、“情判”依据与内容
（一）“情判”的依据
天理，即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认为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即为“天道”，人们的世俗生活应当顺乎“天道”。春秋之际就有“法天而行”，“道法自然”的思想，“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5]董仲舒也说“法天而立道”。[6]宋明之后，天的运行规律被称作“天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法律也被称作“天理”。天理作为一种审判原则存在于传统法制之中。
人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它泛指诸如情面、面子、处事习惯、情感认同等等内容。[7]中国传统语境中“情”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人与人的感情联结。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亲情、熟人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地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8]儒家以“父慈子孝”为出发点，并提出相应的行为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9]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10]由此，“五伦十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情”。之后到汉代演变为“三纲五常”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国法，即王者的法，国家的法，官府的法。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国家干什么？国家当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或国家理念。一个国家要有效运行，实现统治就必须有国法。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是经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这句话里正蕴藏着一个十分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观念：国法有如家规、家法，是“家长” (皇帝)用来管教“不肖子孙” (不轨臣民)的。很明显，家法不是家长与子弟妇安奴仆协商制订的，而是家长一人的杰作。故家法即“家长之法”；同样，国法不是国君与臣民协商的产物，而是“圣心”、 “圣制”、 “圣裁”的产物，故国法就是“王法”。国法正是国家得以运行的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司法审判力求法与情之间的兼顾和平衡。管子主张“令顺民心”，就是指立法要合乎人之常情。“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者，必令于民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11]《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说“法意、人情实通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12]P311)但是，当法律与人情发生冲突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官往往弃法顺情。《慎子•因循》中也说：“天道”就存于“人情”之中，此外，再无什么“天理”、“天道”独存；立法应该顺应自私自利这种人之常情，利用人们的“自为心”为统治者服务。这样就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统一。这也强调立法要注重人情，但更重要的“法不外乎人情”这个命题的用意不仅在于对立法或对法的内容本身的要求，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就司法活动而言，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在司法中要求做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两全，而当法与情有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应舍法取情，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也就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具权威性。[13] (P17-25)总之，天理、国法、人情综合为用便构成了古代司法审判的基本依据。
（二）“情判”的内容
1、拷讯方式
拷讯是古代审判中一种最基本的审讯方式，也是古代审判的一大特点。拷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公”[14]肆掠即为刑讯。明人海瑞的主张，在审判中对原告被告都要“监之枷之，百端苦之”，以息刁讼。理由是：“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这种拷讯制度让民众对法律尤其是司法认识普遍与严刑峻法、刑讯逼供等“酷”的印象连在一起，这种“酷”换种说法就是“威”。[15]（P118）通过威刑的方式让其放弃诉讼，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兄弟之间的诉讼，明司法官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兄弟之间，本无不和也。以和而致争，以争而致讼，以讼而致息，以息而思和。不告不知情费，无由思息也。不打不知畏楚，无由永和也。聊以十三之竹皮，用代六条之木舌。埙篪之爱，其未艾乎？[16]
对于兄弟对簿公堂，司法官的作用就在于利用诉讼揭示、挖掘潜藏的人情，并以情断案，进行教化，实现无讼。当然，有时单靠说教不能达到效果时，便辅之以刑罚手段，使之警醒。
2、淡化是非，力求两和
在判决中法官一般不让诉讼的任何一方获得全胜，必须让双方均有损失感，但理足的一方损失小些，理亏的一方损失大些。即“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理；与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罪，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17]这种“和事佬”式的判决当然是为维护“亲亲之爱”的和谐秩序，以折中、调和、妥协的方式平息纠纷，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是非纷争，是儒家伦理文化在司法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清朝于成龙曾审理过一则兄弟二人争死去的母亲安葬在何处的问题：
本案前由江夏令审断一过，判将夏氏之柩，葬后夫华姓坟上。其所根据，第一按照律文，……第二根据古礼，……本府于提审此案时，即已审度再三，原判一据律，再据礼，实无可指驳。但范念岵一片孝心，冀干母之蛊，成母之志，其心亦可嘉尚。……故有司断案，亦不可纯略迹原情。今本府为慰安孝子之心计，特取其无碍于律文者，而为而等判。夏氏尸体棺柩，依律应仍遵照原县判案，归入华姓坟墓，范姓不得争夺。但念范念岵以三十年抚养之恩，并不忍其母之失志，并不忍有父而无母，亦准予得变通办法，与华氏子康年一体斩衰三年，并仿古人魂葬之礼，另行招魂致奠，将夏氏生前衣服，附葬于范文六之墓，并许得称范夏氏。如是则律与情各不相仿，在华氏子亦可释争矣。且查律改醮之妇，虽有归后夫之家语，然使前夫家自愿收回者，在律亦并无禁止之明文。是范念岵招魂安葬之举，华氏子亦可无所用其争，且亦不必争矣。此判。[18] (P45-47)
案件中机敏的司法官想出一个妙招，判夏氏尸棺与衣物分葬于两姓，这样就使得情法两平，纷争消除。
3、判决往往超出诉讼请求
官吏们的判决也经常超出法律的规定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取重社会人情伦理风尚。如著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中，乔太守的法定职责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事、民事责任，但他却不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充当家长，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所作判词：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其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得夫，怀吉士初非?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也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作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19]
通篇充溢人情味而无引据律法条文之迹象，被认为是成人之美、体贴人情的典范之作。
4、判决书之风格。
古时的判决书很少称“依××律××条”，一般都以“礼曰”、“记曰”、“诗曰”、“春秋曰”等作为判决依据。在“诗判”、“词判”、“赋判”里，当然不适宜直接引用律条原文，需要的只是与判例相应规定的精神吻合而已。即使说“律曰”，也不是直接引用法条原文，只是用非常简约而艺术性（有时甚至是辞藻华丽）的语言来概括“律意”。 对百姓民众公布的判词往往是字句考究，带有文学作品风格的“诗判”、“词判”、“赋判”，诉讼的过程实际成了一个讲诵经义礼教的道德软化过程。
清朝著名廉吏于成龙任广西罗城县令时审理的一起少女抗婚案件的判词：
关雎咏好逑之什， 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 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雕龙, 才雄倚马; 冯婉姑吟工柳絮, 夙号针神。初则情传素简, 频来问字之书; 继则梦隐巫山, 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嘉宾, 作东床之快婿, 方谓情天不老,琴瑟欢谐。谁知孽海无边, 风波忽起。彼吕豹变者, 本刁顽无耻, 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 乃因缘而作合。婢女无知, 中其狡计; 冯父昏馈, 竟听谗言。遂以彩凤而随鸦, 乃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 至死靡他, 挥颈血以溅凶徒, 志岂可夺? 排众难而诉令长, 智有难能。仍宜复尔前盟, 偿尔素愿。月明三五, 堪谐夙世之欢; 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贪富嫌贫, 弃良即丑, 利欲熏其良知, 女儿竟为奇货。须知令甲无私, 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 暂免杖笞。吕豹变刁滑纨绔, 市井淫徒, 破人骨肉, 败人伉俪,其情可诛, 其罪难赦, 应予杖责, 儆彼冥顽。此判。[20]

四、“情判”司法案例与审判实践
（一）婚姻类案件
清朝袁枚曾经审理过《偷香》一案：
国家粮食局


国家粮食局印发关于发展粮食订单收购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
　　近年来，各地粮食部门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过程中，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粮食订单收购，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引导各地粮食订单收购的健康发展，现将我局起草的《关于发展粮食订单收购，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情况，认真研究落实。

　　　　　　　　　　　　　　　　　　　　　　　二OO一年八月一日


关于发展粮食订单收购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意见

国家粮食局
(2001年8月1日)

　　近年来，各地粮食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适应农业和粮食种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发展粮食订单收购，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产销衔接和搞活粮食流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转换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引导粮食订单收购健康发展，推动粮食产业化经营，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 充分认识发展粮食订单收购的意义和作用
　　粮食订单收购是指粮食生产、收购双方通过签订产销合同，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并按合同要求完成粮食生产、收购经营活动，实现粮食产销衔接的一种经营形式。从粮食订单收购开展较早地方的实践看，订单收购有利于引导粮食生产者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促进农业和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发展市场需求的优质粮食生产；有利于实行优质优价，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有利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掌握稳定的商品粮源、发挥粮食购销主渠道作用，在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粮食产销衔接，实现粮食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基本平衡。因此，各地粮食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发挥设施、技术和销售渠道等优势，大力提倡和参与粮食订单收购，在引导生产、服务消费、实现产销衔接和搞活粮食流通中发挥积极作用。
　　粮食主产区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敞开收购与订单收购的关系。对列入保护价范围的粮食，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以利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和国家掌握稳定粮源。订单收购是按市场需求组织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新形式，是对敞开收购的有益补充。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应在保证敞开收购的前提下，适应农业和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后粮食产品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入市，积极开展粮食订单收购，依托龙头企业，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同时，要利用订单收购的示范效应，引导农民正确调整粮食种植结构，组织生产市场需要的粮食产品，提高种粮收益。
二、培育和扶植发展粮食订单收购的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具有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的能力，是发展粮食订单收购的"领头羊"。各地应积极探索以粮食购销企业为龙头，建立商品粮生产基地；以粮食加工企业为龙头，建立加工原料生产基地的模式，培育、扶植一批规模较大、经济效益较好、带动能力较强和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 。
　　(一)积极推动国有粮食企业参与粮食产业化经营。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购销企业为主体，调整国有粮食企业的布局和结构，使优质资产向购销企业倾斜，增强企业实力，成为粮食产业化经营的主体。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改变目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小而散的状况，加快购销企业改制步伐，实行组织形式的创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县(市、区)为单位，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组建粮食购销公司，形成整体合力，为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鼓励、支持粮食加工企业及其他用粮企业，按照效益、合理的原则，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壮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发展成为龙头企业。要加快转换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积极引导国有粮食企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实现科学管理，规范运作，使其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实体。
　　(二)鼓励多种所有制粮食企业积极参与、发展订单收购，形成粮食订单收购的多元化经营格局。要为不同所有制粮食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凡经过批准可以从事和参与粮食收购、批发和加工业务的企业，都可以从事粮食订单收购活动。粮食加工企业可采取吸收社会资本参股、合资合作的形式组建股份制粮食产品转化和深加工龙头企业。
　　(三)引导粮食购销企业和加工企业实现经济联合、优势互补。要充分利用粮食购销企业、加工企业各自的优势，积极探索粮食购销与加工企业之间的联合经营形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粮食经营效益。各地应选择一批有基础、有前途的粮食购销企业与加工企业进行联营协作的探索，逐步培育成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
　　(四)支持龙头企业开发市场，实施名品战略。粮食订单收购的目的，是让更好的粮食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订单收购，为优质粮生产和进入市场提供了条件，但优质粮能不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最终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要引导龙头企业始终盯住市场，善于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充分利用优质粮内在品质，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开发高质量、专用途的粮食产品。要增加优质粮食产品培育、开发、加工的科技投入，优化产品质量。要加强市场营销，把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质优价廉的粮食名牌产品推向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创造优质名品。
　　(五)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户签订订单收购粮食，允许龙头企业依法跨地区进行粮食购销和运输。各地要协调有关商业银行安排一部分粮油技改贷款，改造设备，提高装备水平，增加科技含量，推动龙头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三、加强对订单收购的引导和服务
　　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在订单收购中要切实转变观念，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农户)"的原则，加强引导和服务，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发展粮食订单收购创造好的条件。
　　(一)引导订单双方树立"以销定产"的市场经营意识。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给粮食生产者正确的市场信息，选择适应市场的粮食品种，调整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发展适销对路的名、特、优、新、绿粮食品种，并逐步实行规模种植，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建立、健全粮食订单收购的信息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加快建立覆盖面广、时效性强的粮食信息网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建立粮食品种质量测报制度，开展优质、专用种子的咨询服务。要多渠道收集国内外粮食市场信息，快速加以整理、分析，科学地预测粮食市场供求总量和结构状况，及时、准确地服务于粮食订单收购的各环节、各主体。
　　(三)建立、健全粮食质量检验检测体系。要按照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原则，参与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粮食快速检验检测设备，完善检验检测手段，培训一批熟练掌握粮食质量标准、操作能力强的检验检测操作人员，为粮食订单收购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四、采取积极措施，提高订单履约率
　　(一)合理确定订单收购粮食的价格。粮食订单收购要坚持依质论价和优质优价。各地要引导订单收购企业在做好成本分析和市场供求价格行情预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目前"二次结算"、"随行就市"和"优质优价"等定价形式的成功经验，兼顾粮食生产者和企业的利益，合理确定订单价格，降低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二)规范合同格式和内容。为使订单收购规范化，要推行和采取格式化书面合同，明确订单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价格、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和质量标准等容易引起纠纷的内容要规范细致。有条件的地方，合同中可以增加诸如订金等形式的担保手段，建立制约机制，提高订单合同的履约率。
　　(三)积极探索建立粮食订单收购的利益保障和风险规避机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加工企业及其他用粮企业要树立"农商联手、购销双赢"的经营思想，以订单为载体，以利益为纽带，与粮食生产者进行资产连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经营体。在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长期、稳定订单关系的地方，可尝试由企业和粮食生产者按自愿原则，共同出资，成立粮食订单收购风险基金。当出现生产、市场风险时，可动用基金补偿利益受损方，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同时，各地还应积极探索风险基金保值增殖的途径，增强合同双方获得收益和规避风险的能力。
　　(四)加强法治和商业信用建设。订单收购实质是一种合同或契约行为，合同能否得到及时、完全履行，购销双方的法律意识和商业道德水平至关重要。各地粮食部门首先应从自身做起，做好表率，积极进行《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学习，增强法治经济观念和现代商业信用意识，严格按合同办事，让利于民，取信于民。同时，还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粮食生产者法律和信用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提高生产者的法律素质，增强生产者的商业信用意识。
五、加强对生产环节的引导和支持，提高粮食订单收购的产业化程度
　　目前，粮食部门发展订单收购还处于探索阶段，粮食生产的产业化程度较低，对优质种子的培育和筛选、粮食生产的规划、田间技术指导和管理投入较少，规避生产风险影响的能力较弱。为此，各地粮食部门既要突破传统观念，积极发展粮食订单收购，又要尊重农民意愿，引导农民适应粮食产业化经营的需要，根据市场供求信息安排种植和积极参与优质种子培育和筛选，并对农民统一供种和进行播种技术指导；引导农民加强粮食生产的基地建设，搞好生产规划，对订单粮食实行连片种植，规模化经营。要根据优质粮食生产的特点，指导农民科学施肥、灌溉和防治病虫害等。要指导和帮助农民搞好订单粮食的收割、运输和储存等。通过延长订单收购链条，密切各环节之间的联系，真正营造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贸工农一体化格局，形成并完善行政引导、企业运作、科技先行、基地为依托的紧密型粮食产业化经营模式。
　　发展订单收购、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做好与农业、银行、工商、财政、质检和科研等部门的协调工作，按照本意见提出的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粮食订单收购的具体方案，并抓好组织和落实。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分步骤、有重点地发展订单收购，大力推进产业化进程，努力开拓粮食流通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