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拍卖师培训等收费标准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6 00:03:59 浏览:8733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拍卖师培训等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拍卖师培训等收费标准的通知
1998年4月2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国内贸易局市场建设管理司：
你司《关于重新给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核定收费标准的请示》（司发市综字〔1998〕9号）收悉。经研究，现将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拍卖师培训等收费标准重新核定如下：
一、拍卖师培训费（含讲课费、外地教师聘用费、教材费、场地租用费、其它杂费等）按每人每天不超过100元计收。
二、报名考试费（含试卷、准考证、阅卷费、考场租用费等）按每人次80元计收。
三、注册费：首次注册20元／人，再次注册（每年一次）10元／人。
四、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费10元／证。
上述各项收费标准自1998年5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两年。有效期满，按规定重新报批。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根据刑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适用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理解
2001年7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明确：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由此，行政执法人员既包括在行政执法机关中从事执法的人员，也包括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从事执法的人员，同时还包括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执法、受行政机关聘用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该罪主体一般为负责查处某种行政违法案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及案件承办人员，如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等机关的工作人员。
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主体身份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关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我们认为需要具体分析。公安机关具有双重性质，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治安、交通、消防、户籍、特种行业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权，又是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履行刑事司法的职能。因此，判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的关键，需要考察行为人行使的是行政执法权还是刑事司法权。如果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徇私舞弊的行为发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反之，如果行使的是刑事司法权，则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争议的焦点之二，就是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认定。根据党章规定，纪律检查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教育、检查和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的人员实施监察，监察机关的权限主要是检查和调查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并根据检查、调查结果依法做出监察决定或提出监察建议。在我国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进行查处，确实存在一些工作人员出于徇私舞弊，将部分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仅做违纪处理，没有移交司法机关的情形。那么，纪检、监察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呢？对此，争议较大，存在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等观点。《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在界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时明确，该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监察等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似乎是持肯定的立场。对此，我们认为从行政法理论出发，行政执法体现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外部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监察则是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纪检部门对违法违纪人员进行查处时，执行的是党的纪律。监察机关尽管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属国家行政机关，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对外管理的行政职权。如果肯定纪检、监察人员能成为本罪主体，则不符合本罪设置的宗旨。其实，对于纪检、监察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可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争议的焦点之三，就是本罪主体中能否包括单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为了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利益，徇私舞弊，经过单位或部门办公会等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以罚代刑、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情形。从单位犯罪理论角度，此种行为似乎具备单位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特征，应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但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通常采取明示的方式，而刑法第四百零二条对单位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在刑法尚未对此进行修订之前，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当然不以单位犯罪处理，能否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对“前案罪”的认定
笔者认为，认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不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在对前案确定有罪以前，可以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先行作出判决。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对“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刑事案件”，要求的仅是进行实体上的预断，即是否有证据证明涉嫌构成犯罪。如果涉嫌构成犯罪，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就负有应当移送的义务。那种将“涉嫌构成犯罪”理解为必须经过人民法院作出有罪的生效判决，对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行为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要在其“未移交的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进行的理解，显然与立法原意相悖。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的相关规定，对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未予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需要以“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为前提条件。这里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应当理解为是指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依法应当适用的法定刑，而不是指实际判处的刑罚。如果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应当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量刑，但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量刑情节而实际判处低于三年有期徒刑刑罚的，不影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成立。
三、对“不移交”的把握
本罪在客观方面必须有依法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事实。其中，“不移交”是指行为人有义务移交而没有移交。司法实践中，争议之一在于：“不移交”是否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对此，我们认为“不移交”不能局限为不向司法机关移交。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一般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某一项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完成往往需要经过承办人员、部门负责人、单位领导等逐级汇报，乃至集体讨论的流程。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三日内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如果将“不移交”理解为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则犯罪主体大多为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本罪的适用范围。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向司法机关不移交，是指向有刑事侦查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移送。
争议之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不移交”的时间。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发现有严重违法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当移交，否则就构成不移交，即发现之时移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行政执法主体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作出不处罚或以罚代刑决定的时候，认定其为应当移交而不移交。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从本罪的发案情况看，大多是在行政执法主体作出了不给予任何处罚的决定，或仅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后才案发的。以行政执法主体作出处理决定作为认定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时间，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如果以发现之时作为判断标准，则失之过严，且不便于实践操作。
争议之三在于：“不移交”的刑事案件能否包括自诉案件。刑事自诉是相对公诉而言，即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是赋予享有自诉权的当事人以选择权，自行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不能包括自诉案件。一方面，对此类案件享有自诉权的人具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刑法对此类案件法定刑的设置较低，达不到本罪的罪量要求。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对此类案件作了行政处罚而未予以移送公安机关作刑事立案查处的，不构成本罪。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腐败行为暴露的必然性分析
李钢
一方面党中央及各地党委、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不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各领域、各岗位、各级别干部“前腐后继”，一片“无畏就义”的景象甚为壮观。当前腐败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凑攵缘鼻暗母?苄问坪吞氐悖?岢隽 “腐败落势化”新概念。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各层级甚至基层渗透。笔者欲从人性的趋利性、人际关系网的扩张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对腐败行为的暴露必然性进行研究论证，以警醒广大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三思后行，莫入歧途；同时也希望借此引起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切实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完善制度建设，落实“严是爱，宽是害”的初衷，真正爱护、挽救我们党辛苦培养起来的各级干部。
一、 腐败的定义和主要表现形式
所谓腐败行为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利益冲突中以个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将公共权力或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以谋取个人私利，从而侵害公共利益和违反法律、党纪、政纪规定的行为。其本质就是公共权力寻租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为非法谋取双方利益的合意与合作，其主要以人际交往为平台，以利益需求为动机。
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以权谋私。这样的人大多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此种类型以内部人员勾结，以隐瞒、骗取、盗取为主要手段；二是权财交易。公共权力掌握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达成合意，合谋寻找体制漏洞，通过掌权者的运作为利益者谋取利益，而由利益者支付掌权者财物。具体的交易形式即包括支付金钱、礼物、不动产等实物，也包括金融资产、可以用金钱来定价的美色、服务等无形物。一切腐败行为都是腐败分子之间或者腐败分子与利益者之间，以违法违规使用公共权力为手段，以各自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合意与合作。从人际交往学上来分析，腐败行为就是腐败分子与腐败参与者之间为实现以权谋私、权财交易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互动行为。腐败必须建立在人与人的交往、合意、合作基础上，对腐败的认识就离不开对人际交往的分析。
二、 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分析。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事实说明，物欲需要用精神来控制，但完全阻断又是无法实现的；既对物欲加以合理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
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欲望的永恒存在、公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的同一性、公权与私权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制度体系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制度存在漏洞，人的欲望就开始活跃，继而膨胀；获取利益越多，欲望冲破制度约束的动力也越大，腐败产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无论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还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其人性中都存在善与恶的交织，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本性是不可否认的，善与恶的此消彼长依赖于所受教育、对善与恶的认识和取舍、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交友圈子等因素。人同时又有类聚的习性，相同价值取向和兴趣爱好的人比较容易沟通、交往，从而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一旦以个人私利为首要选择的人员有机会相识，便会臭味相投、物以类聚，甚至会为了达成谋取私利的目的而煞费苦心创造相识的机会。一旦此类人群形成小圈子便会互为催化剂，点燃趋利的发动机，变本加厉地追逐个人私利。而人的趋利性决定了人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对私利的追逐也是很难停止的，对于曾实现过非法欲望、享受过权财交易甜头的人就更难停止。
基于人的社会性和趋利性特征，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他人为中心不断将人际关系网向外扩散，使不同的人际关系网迅速延伸和相互交织。掌握公共权力者不断跟更多的利益追逐者交往，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实施合谋、合作以权谋私行为；而利益追逐者也会不断跟更多的掌权者交往，寻找更多谋取私利的机会，满足各自逐利的心理需求。一张围绕私利的获取而展开的复杂、严密的关系网络形成，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关系网交叉编织而成，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就如同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渺小但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节点的暴露就会牵连任何一个其他节点，这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对的。近些年所查处的串案、窝案就是很好的例证，往往是一人事发便会牵出一串、一窝，而且某些案件的打击面比较窄，并不是因为无法扒出萝卜带出泥，而是党委政府基于稳定和挽救干部等考虑的仁慈。所以，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在这张庞大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纠正所谓“我知、他知、天知、地知”心理，摒弃掩耳盗铃式的侥幸心理和自我安慰，正确认识腐败必暴露的理论，为自己的前途、家庭的完整幸福考虑，管好自己的脑、控好自己的手、驾好自己的欲，莫贪心、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三、从腐败形势分析。
其一、目前腐败案件中尚以贿赂为主要形式，由于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在查处此类对合型违法违纪行为时的手段、力量有限，在获取证据时往往依赖一方的交代、检举揭发，而促使当事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的重要法宝就是《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有关自首、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规定。因此，腐败参与者只要因某事暴露，基于趋利性的本能，为了减轻责任，权衡利弊后，往往会作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自己所参与、所知晓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情况，以他为中心或他参与的关系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包括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都有暴露的危险，而且从理论上来看暴露是必然的。目前我们的法律对利益追逐者的处罚相对于掌权者来说要轻很多，而利益追逐者的逐利欲望是无穷尽的，他会像一台永远不知疲惫、永不停歇的机器一样不断要求掌权者利用职权满足他膨胀的欲望，一旦无法满足或者利益分配出现冲突，他就完全有可能出于泄恨、报复的目的而检举、揭发掌权者，以自己受较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代价满足自己报复的心理，这种或然性的因素更加巩固了腐败分子暴露的必然性。其二、以胡锦涛为中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尽管当前依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些领域的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一些腐败案件没有得到查处，一些腐败分子得幸逍遥法外。但这只是我们实现制度反腐转型过程中的短暂现象，随着制度的健全、惩治力度的加大，我们的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必然会依纪依法查处腐败案件，并且会事无巨细地深挖一切线索，让所有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三、随着社会和网络监督的日益发展壮大，腐败关系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有可能被群众和网络发现，暴露的缺口或许是手机、电脑、一言一行、亲人、朋友等等，凡是腐败分子所接触的人和物都是潜在的暴露缺口。一旦被群众和网络发现，就不仅仅是坏事传千里那么简单了，它可能会使腐败行为上至中央下至偏远山村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腐败分子自以为可靠的关系网和靠山瞬间坍塌、失效，自己也就只能扮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角色，从速、从快处置是必然结果，从而加速了腐败关系网络的暴露与瓦解。
综上所述，基于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的特点，再加上惩治腐败和社会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腐败行为的暴露将是必然的。广大腐败参与者或腐败潜在人员要认真权衡腐败暴露必然性的沉重成本与腐败肤浅性、短暂性、不稳定性的收益，为自己的前途命运、为家庭的幸福美满，自觉远离腐败，主动监督腐败。
一、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理解
2001年7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明确：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由此，行政执法人员既包括在行政执法机关中从事执法的人员，也包括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从事执法的人员，同时还包括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执法、受行政机关聘用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该罪主体一般为负责查处某种行政违法案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及案件承办人员，如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等机关的工作人员。
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主体身份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关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我们认为需要具体分析。公安机关具有双重性质，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治安、交通、消防、户籍、特种行业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权，又是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履行刑事司法的职能。因此，判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的关键，需要考察行为人行使的是行政执法权还是刑事司法权。如果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徇私舞弊的行为发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反之，如果行使的是刑事司法权，则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争议的焦点之二，就是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认定。根据党章规定，纪律检查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教育、检查和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的人员实施监察，监察机关的权限主要是检查和调查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并根据检查、调查结果依法做出监察决定或提出监察建议。在我国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进行查处，确实存在一些工作人员出于徇私舞弊，将部分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仅做违纪处理，没有移交司法机关的情形。那么，纪检、监察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呢？对此，争议较大，存在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等观点。《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在界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时明确，该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监察等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似乎是持肯定的立场。对此，我们认为从行政法理论出发，行政执法体现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外部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监察则是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纪检部门对违法违纪人员进行查处时，执行的是党的纪律。监察机关尽管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属国家行政机关，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对外管理的行政职权。如果肯定纪检、监察人员能成为本罪主体，则不符合本罪设置的宗旨。其实，对于纪检、监察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可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争议的焦点之三，就是本罪主体中能否包括单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为了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利益，徇私舞弊，经过单位或部门办公会等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以罚代刑、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情形。从单位犯罪理论角度，此种行为似乎具备单位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特征，应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但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通常采取明示的方式，而刑法第四百零二条对单位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在刑法尚未对此进行修订之前，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当然不以单位犯罪处理，能否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对“前案罪”的认定
笔者认为，认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不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在对前案确定有罪以前，可以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先行作出判决。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对“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刑事案件”，要求的仅是进行实体上的预断，即是否有证据证明涉嫌构成犯罪。如果涉嫌构成犯罪，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就负有应当移送的义务。那种将“涉嫌构成犯罪”理解为必须经过人民法院作出有罪的生效判决，对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行为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要在其“未移交的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进行的理解，显然与立法原意相悖。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的相关规定，对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未予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需要以“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为前提条件。这里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应当理解为是指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依法应当适用的法定刑，而不是指实际判处的刑罚。如果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应当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量刑，但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量刑情节而实际判处低于三年有期徒刑刑罚的，不影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成立。
三、对“不移交”的把握
本罪在客观方面必须有依法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事实。其中，“不移交”是指行为人有义务移交而没有移交。司法实践中，争议之一在于：“不移交”是否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对此，我们认为“不移交”不能局限为不向司法机关移交。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一般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某一项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完成往往需要经过承办人员、部门负责人、单位领导等逐级汇报，乃至集体讨论的流程。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三日内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如果将“不移交”理解为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则犯罪主体大多为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本罪的适用范围。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向司法机关不移交，是指向有刑事侦查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移送。
争议之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不移交”的时间。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发现有严重违法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当移交，否则就构成不移交，即发现之时移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行政执法主体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作出不处罚或以罚代刑决定的时候，认定其为应当移交而不移交。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从本罪的发案情况看，大多是在行政执法主体作出了不给予任何处罚的决定，或仅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后才案发的。以行政执法主体作出处理决定作为认定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时间，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如果以发现之时作为判断标准，则失之过严，且不便于实践操作。
争议之三在于：“不移交”的刑事案件能否包括自诉案件。刑事自诉是相对公诉而言，即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是赋予享有自诉权的当事人以选择权，自行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不能包括自诉案件。一方面，对此类案件享有自诉权的人具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刑法对此类案件法定刑的设置较低，达不到本罪的罪量要求。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对此类案件作了行政处罚而未予以移送公安机关作刑事立案查处的，不构成本罪。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腐败行为暴露的必然性分析
李钢
一方面党中央及各地党委、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不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各领域、各岗位、各级别干部“前腐后继”，一片“无畏就义”的景象甚为壮观。当前腐败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凑攵缘鼻暗母?苄问坪吞氐悖?岢隽 “腐败落势化”新概念。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各层级甚至基层渗透。笔者欲从人性的趋利性、人际关系网的扩张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对腐败行为的暴露必然性进行研究论证，以警醒广大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三思后行，莫入歧途；同时也希望借此引起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切实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完善制度建设，落实“严是爱，宽是害”的初衷，真正爱护、挽救我们党辛苦培养起来的各级干部。
一、 腐败的定义和主要表现形式
所谓腐败行为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利益冲突中以个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将公共权力或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以谋取个人私利，从而侵害公共利益和违反法律、党纪、政纪规定的行为。其本质就是公共权力寻租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为非法谋取双方利益的合意与合作，其主要以人际交往为平台，以利益需求为动机。
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以权谋私。这样的人大多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此种类型以内部人员勾结，以隐瞒、骗取、盗取为主要手段；二是权财交易。公共权力掌握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达成合意，合谋寻找体制漏洞，通过掌权者的运作为利益者谋取利益，而由利益者支付掌权者财物。具体的交易形式即包括支付金钱、礼物、不动产等实物，也包括金融资产、可以用金钱来定价的美色、服务等无形物。一切腐败行为都是腐败分子之间或者腐败分子与利益者之间，以违法违规使用公共权力为手段，以各自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合意与合作。从人际交往学上来分析，腐败行为就是腐败分子与腐败参与者之间为实现以权谋私、权财交易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互动行为。腐败必须建立在人与人的交往、合意、合作基础上，对腐败的认识就离不开对人际交往的分析。
二、 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分析。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事实说明，物欲需要用精神来控制，但完全阻断又是无法实现的；既对物欲加以合理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
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欲望的永恒存在、公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的同一性、公权与私权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制度体系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制度存在漏洞，人的欲望就开始活跃，继而膨胀；获取利益越多，欲望冲破制度约束的动力也越大，腐败产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无论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还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其人性中都存在善与恶的交织，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本性是不可否认的，善与恶的此消彼长依赖于所受教育、对善与恶的认识和取舍、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交友圈子等因素。人同时又有类聚的习性，相同价值取向和兴趣爱好的人比较容易沟通、交往，从而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一旦以个人私利为首要选择的人员有机会相识，便会臭味相投、物以类聚，甚至会为了达成谋取私利的目的而煞费苦心创造相识的机会。一旦此类人群形成小圈子便会互为催化剂，点燃趋利的发动机，变本加厉地追逐个人私利。而人的趋利性决定了人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对私利的追逐也是很难停止的，对于曾实现过非法欲望、享受过权财交易甜头的人就更难停止。
基于人的社会性和趋利性特征，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他人为中心不断将人际关系网向外扩散，使不同的人际关系网迅速延伸和相互交织。掌握公共权力者不断跟更多的利益追逐者交往，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实施合谋、合作以权谋私行为；而利益追逐者也会不断跟更多的掌权者交往，寻找更多谋取私利的机会，满足各自逐利的心理需求。一张围绕私利的获取而展开的复杂、严密的关系网络形成，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关系网交叉编织而成，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就如同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渺小但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节点的暴露就会牵连任何一个其他节点，这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对的。近些年所查处的串案、窝案就是很好的例证，往往是一人事发便会牵出一串、一窝，而且某些案件的打击面比较窄，并不是因为无法扒出萝卜带出泥，而是党委政府基于稳定和挽救干部等考虑的仁慈。所以，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在这张庞大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纠正所谓“我知、他知、天知、地知”心理，摒弃掩耳盗铃式的侥幸心理和自我安慰，正确认识腐败必暴露的理论，为自己的前途、家庭的完整幸福考虑，管好自己的脑、控好自己的手、驾好自己的欲，莫贪心、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三、从腐败形势分析。
其一、目前腐败案件中尚以贿赂为主要形式，由于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在查处此类对合型违法违纪行为时的手段、力量有限，在获取证据时往往依赖一方的交代、检举揭发，而促使当事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的重要法宝就是《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有关自首、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规定。因此，腐败参与者只要因某事暴露，基于趋利性的本能，为了减轻责任，权衡利弊后，往往会作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自己所参与、所知晓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情况，以他为中心或他参与的关系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包括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都有暴露的危险，而且从理论上来看暴露是必然的。目前我们的法律对利益追逐者的处罚相对于掌权者来说要轻很多，而利益追逐者的逐利欲望是无穷尽的，他会像一台永远不知疲惫、永不停歇的机器一样不断要求掌权者利用职权满足他膨胀的欲望，一旦无法满足或者利益分配出现冲突，他就完全有可能出于泄恨、报复的目的而检举、揭发掌权者，以自己受较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代价满足自己报复的心理，这种或然性的因素更加巩固了腐败分子暴露的必然性。其二、以胡锦涛为中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尽管当前依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些领域的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一些腐败案件没有得到查处，一些腐败分子得幸逍遥法外。但这只是我们实现制度反腐转型过程中的短暂现象，随着制度的健全、惩治力度的加大，我们的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必然会依纪依法查处腐败案件，并且会事无巨细地深挖一切线索，让所有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三、随着社会和网络监督的日益发展壮大，腐败关系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有可能被群众和网络发现，暴露的缺口或许是手机、电脑、一言一行、亲人、朋友等等，凡是腐败分子所接触的人和物都是潜在的暴露缺口。一旦被群众和网络发现，就不仅仅是坏事传千里那么简单了，它可能会使腐败行为上至中央下至偏远山村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腐败分子自以为可靠的关系网和靠山瞬间坍塌、失效，自己也就只能扮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角色，从速、从快处置是必然结果，从而加速了腐败关系网络的暴露与瓦解。
综上所述，基于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的特点，再加上惩治腐败和社会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腐败行为的暴露将是必然的。广大腐败参与者或腐败潜在人员要认真权衡腐败暴露必然性的沉重成本与腐败肤浅性、短暂性、不稳定性的收益，为自己的前途命运、为家庭的幸福美满，自觉远离腐败，主动监督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