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我国，不少学者甚至法官都认为，“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可以上溯至罗马法的传统原则。实际上，罗马法虽然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但对后者绝非不救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记录了保罗（Pau-lus）、拉贝奥（Labeo）、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帕比尼安（Papin-ianus）等古罗马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见解，其中以保罗最为苛刻。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尤其不适用于物的权属的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类型。
法律错误的问题横跨民刑两大领域。在我国学界，刑法领域的法律错误虽未见诸任何现实判决却意外地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在民法领域，尤其是意思表示领域，尽管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极富争议的判决，却未能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相关案例如下：张某（被告）在外驾车忘记带驾照，遂托友人李某为其送驾照。返回途中，李某和张某分别驾车行驶时与诉外管某的车辆相撞，李某死亡。张某误以为自己对李某的死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遂与李某之妻王某（原告）签订了补偿协议。事后，张某经咨询得知自己对李某的事故不需要负任何赔偿责任，于是拒绝履行补偿协议。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履约。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的请求，张某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自己理解法律错误，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张某和王某间的补偿协议有效，且张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不属于重大误解，据此驳回了张某的上诉请求。[1]对此，主审胡建勇法官在案件评释中写道：“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2]
令人错愕的是，法官认为张某“咎由自取”的理由不是知法推定、私法秩序或动机错误，而是诉诸罗马法的传统。罗马法对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居然影响到了千年之外的中国的民事判决，并赫然成为法官价值判断的形成因素！学界中，主张法律错误不予救济的学者不在少数。[3]同时，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救济法律错误的阵容也日渐壮大。[4]如胡吕银副教授就主张，“法律服务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即使存在所谓法律服务的普遍性，也难以避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法律错误。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德国学理的区分法，依对法律错误发生的不同情形，分两种方式处理之，”即将“非直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为补充当事人意思而规定的错误”作为不可撤销的动机错误，而将“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直接发生的错误”作为可撤销的内容错误。[5]
无论学者对法律错误的态度如何，至少“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是源自罗马法的原则这一点几乎是定论，或者说是争论的理所当然的前提。[6]对此，从未有人抱有疑问，因为谁都未曾直观地展示过，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态。[7]“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在古罗马就已经形成了吗？罗马法上，法律错误一律不救济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救济的和不救济的都是哪些案型？法律错误在近代民法学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一、罗马法的“决疑论”特征和本文的方法
研究罗马法时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因为罗马法有明显的决疑论特征。决疑论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个案分析，即拒绝用一个抽象的规则统治变幻莫测的世界，构造上和英美法相近。正如古罗马法学家Javolenus所言，“市民法中，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定义之后又不得不改废的不在少数。”（Javolenus, D. 50, 17, 202）因为情况稍有变动，法律概念或规则就不再适用。所以，罗马的法学家对概念形成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庞大的罗马法学著述中居然没有权利能力、物权、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等在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也不难理解创造出诉权actio、抗辩exceptio、禁令interdictum、原状恢复in integrumrestitutio等诸多救济方案的罗马法为何总也提炼不出“权利”的概念。[8]帝制时期，法学家基本都是政治家，被赋予解答权，但法学家针对个案的解答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真理，而只是一个经验，一旦发觉经验带来了不当的结果，就会重新加以思考。这样，体系上的重复和矛盾或许难以避免，但决疑论式的构造能保证个案处理的妥当性。
决疑论成就了作为“善良与衡平之术”的罗马法，却也给后世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法大全》编纂过程中所收录的法学家意见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准则，而只是针对某一个案的结论。决疑论哲学支配下的古罗马法学家或许只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而未必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意图。因此，不分析法学家做出论断时脑中考虑的究竟是怎样的案件，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该论断在罗马法中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宽。因此，仅仅是在《学说汇纂》中发现了诸如“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Paulus,D. 22, 6, 9 pro.）之类的只言片语也未必能够得出罗马法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救济法律错误的结论。就罗马法研究而言，明确法学家是针对怎样的案件做出该结论的，可能比仅仅指出法学家做出了什么结论更有意义。尽可能将各个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论断还原成具体的案例，再对案例进行背景分析和类型化，便是本文的研究方法。
二、古罗马法学家的诸见解—判断标准的问题
罗马法中，有关法律错误的记述主要收录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和《法典》第1卷第18章中。[9]
这里是《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关于错误的条文最集中的两处[10]前者由十条法学家意见组成，分别出自保罗（Paulus）、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泰伦提·克莱门斯（Terentius Clemens]、乌尔比安（Ulpianus）和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著述，而后者由13条谕令组成。[11]本文所探讨的“法律的无知有害”的法谚脱胎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保罗的意见，因此本文以《学说汇纂》为研究的重心，必要时引用《法典》的内容。
（一）保罗的意见
保罗曾就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撰写过专著，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一句被浓缩为“法律的无知有害”（error iuris nocet）的法谚，对后世影响巨大。下面是该法谚在罗马法上的原型：
Paulus, D. 22, 6, 9：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这是一般性规定（regula）。至于该规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首先必须提到，未满二十五岁的人不知道法律是可以被宽恕的。还有，鉴于性别上的缺陷，女性也是一样。另外，只要不是违法行为，他们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遭受不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未满二十五岁的人借钱给家子（父权支配下的儿子·笔者注），他将得到救济，如同他未曾借钱给该家子一样。
§1作为士兵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根据皇帝的谕令无需家父的同意也可以继承，他可以以对法律的无知为由延迟继承承认的期间。
引文显示，保罗的意见由原则和例外构成：原则是“法律的无知有害”，例外是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保罗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家长财产制的：罗马法中，服从于家父支配的家子没有财产上的能力，不能设定债务，也不能继承他人财产；但后来奥古斯都大帝（以下简称“奥帝”）例外地赋予身份为军人的家子以财产能力。[12]此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错误：一是，某人借钱给家子，违反了禁止向家子贷款的马凯多元老院决议（Ulpianus, D.14, 6, 3 pro.），根据决议家子无须返还债务，这对贷款人极其不利（D. 22，6，9 pro.）；二是，如果身为军人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有利于自己的谕令，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承认继承的期限（D. 22, 6, 9, § 1）。就第一种情况，保罗认为，贷款人未满25岁，可以例外地获得救济，因为年轻人对法律欠缺理解力；同样的理由也及于妇女。就第二种情况，保罗认为军人应得到救济。虽然从此处读不出理由，但在《法典》第6卷中优士丁尼大帝（以下简称“优帝”）亲自给出了解答：“比起研习法律，军人更应当精通武器”（Justinianus,C. 6, 30, 22 pro. ）。[13]问题是，例外是否仅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
Paulus, D. 22, 6, 9,§3：拉贝奥如是说，一个人若能咨询他人或者他自己就通晓法律，他便会知道对法律的无知不会有利于他，那么，对法律的无知有害的规定才适用于他，使他蒙受不利益。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quod raro accipiendum est）。
这一段颇有争议，尤其是最后一句。这里，保罗引用了拉贝奥的观点，而拉贝奥讲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判断标准：行为人是否有接触法律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自己不通晓法律，甚至没有咨询的可能性，那他对法律的错误应当被救济。可惜，拉贝奥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不过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第29卷给出了例解：无经验的人或村夫野人（Ulpianus, D.29, 5, 3, § 22）。争议在于，保罗在大段引用拉贝奥的话之后却评价说：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这一句话从上下文看十分突兀，被认为有篡改的嫌疑。[14]如果删去这句，保罗引用拉贝奥的意图就明朗了，即“法律的无知有害”虽然是一般性的规定，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15]最后一句倘若不是篡改，例外的范围只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三者。至于法律错误为何原则上不救济，可能是因为保罗在评价上将法律错误等同于重过失的事实错误。这一点正是后来的“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法谚的理论基点（见下文四（一）部分）。所谓重过失，指一般人都应知道的事情而行为人却不知道（Ulpianus, D. 50. 16. 213）。“严重的不注意相当于过失，重大的过失相当于故意”（Pau-lus, D. 50. 16. 226）。故意的错误（心中保留）当然无需救济，但重过失和故意之间能否轻易地划等号，实在值得推敲。
纵观整个《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不难发现，关于法律错误，“原则加例外”只是保罗的一家之言，各家各派都提出了独自的判断标准。下面依法条的排列顺序依次介绍。
（二）涅拉茨的意见
Neratius, D. 22, 6, 2：从任何方面看（in omni parte），法律的无知和事实的无知都不可同一而论。因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finitum ），而事实会骗过哪怕是最聪明的人。
涅拉茨也认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应予区分，理由是法律的“确定性”。但是，何为“确定性”？涅拉茨为什么认为法律有“确定性”？对此，罗马法学界颇有分歧。
Kunkel认为该条也来自于篡改，因为“in omni parte”的用法不自然。[16]对此Mayer-Maly反驳说，批准《学说汇纂》的《唐塔谕令》中明确写着：“神的事物如此完美无瑕，而人类的法律状态总是走向不确定，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Constitutio Tanta§18）由此可见，D. 22, 6, 2不可能是篡改的产物，因为《学说汇纂》的编者不会故意编造出一个和皇帝的谕令截然相反的条文。[17]依Mayer-Maly的见解，该条虽然不是篡改，但只是涅拉茨就时效取得（usucapio）的问题得出的个别结论，欠缺普遍适用性。[18]与Mayer-Maly的出发点不同，Pringsheim从罗马法的实践性出发，认为“确定性”指的是法的封闭性，即数量上的有限性、绝对性、不向法解释开放，因为比起法解释罗马的法学家更重视事实的解释。[19] Norr认为“确定性”指有限性或终局性，原因是罗马法上习惯不是法源。[20]Greiner也认为“确定性”指数量有限、易于理解，并通过对涅拉茨意见的反对解释得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结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法律总是完备的。条文的作者恐怕是想说，如果法律一旦丧失了确定性，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法律错误也能得到救济。”[21]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就“确定性”的含义存在一个交集：法律在数量上的有限性。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涅拉茨相信法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Winkel指出了重要的历史因素：涅拉茨所生活的时代恰逢尤里安编纂《永恒告示令》（edictum perpetuum）。[22]根据《永恒告示令》，法务官在颁布告示时只能依从于以往的告示精神，不得创设新的原则。可以说，法务官法成文化的立法活动正是涅拉茨相信法律“有限性”的历史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来到一个成文法爆炸、判例法盛行的时代，“法律有限性”的命题就大打折扣了。
（三）彭波尼和尤里安的意见
Pomponius, D. 22, 6, 3 pro：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jure suo），二者殊异。
彭波尼的这条意见极其难解，因为既没有阐明原因，也没有给出案例，似乎只是在抽象地强调：对自身权利状态的错误和对他人权利状态的错误有所不同。后来，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从中抽像出所谓“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解释说只有外部错误才可以获得救济，因为错误必须是可以证明的，而内部错误不满足这个条件。[23]然而，根据Voci的研究，这里彭波尼只是在重述尤里安在《学说汇纂》第35卷第1章中的意见而已。[24]如果找出尤里安的相关段落研读一下，就会发现注释法学派的解读非常荒谬。
第35卷第1章第21条至第26条是关于遗赠条件的错误，与本文密切相关，这里选取其中的两条加以分析：
Julianus, D. 35, 1, 21：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譬如“倘若那艘船从亚细亚回来”或者“倘若Titius （虚构人物·笔者注）当上了执政官”，这些条件即便已经成就，只要继承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些条件就会妨碍其取得遗产。但如果条件是关乎法律的，那么只要条件成就效力就会发生，此外无需其他任何东西。例如，某人误以为自己还处于父权的支配下，但实际上他已经是家主了，此时误解也不妨碍他取得遗产。同理，被指定为继承一部分财产的人，即便不知道继承已经开始，也能够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这里，尤里安在就受赠人对遗赠条件的成就与否的错误和财产取得之间的关系陈述立场。众所周知，罗马法的古典时代前期，法学家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萨宾派和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尤里安和彭波尼属萨宾派，拉贝奥和涅拉茨属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和尤里安是萨宾派的领袖，而拉贝奥被称为普洛克鲁斯派之祖。[25]两派冲突之处甚多，本条所涉及的“遗赠的条件成就时，若受赠人不知继承已开始，他可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萨宾派认为当然可以取得，而普洛克鲁斯派则认为受赠人必须有接受赠与的承诺。[26]这里，尤里安论述显然是在前者（当然取得说）的基础上展开的。
受赠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在尤里安看来是一种错误。尤里安认为，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他人的事实关系，如“Titius是否当上了执政官”，那么他的财产权取得将受到妨碍；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其自身的法律关系，如“继承是否已经开始”，那么他将直接取得财产权。因为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会自动依法发生效果，无需“受赠人的认识”或“受赠人的承诺”等额外因素。比如，受赠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家主，无需家父的同意即可继承他人的财产，这不妨碍其取得财产。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当受赠人对条件的成就发生错误时，法律错误会带来利益，而事实错误反倒难以救济。当然，尤里安也没有说法律错误就一律应该保护。不妨再看下面一条：
Julianus, D. 35, 1, 22：丈夫以妻子不再婚或如果再婚就将财产交给Titius为条件，将财产遗赠给妻子。这种情况下，妻子即使再婚，也可以主张遗赠财产上的权利，而且财产的信托不会被强制执行。这是一个明确的规则。
这一条是关于附解除条件的遗赠的效果。罗马法上有一条铁则，叫“一旦是继承人，永远是继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禁止遗赠人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如果附了解除条件，条件被抹除，变为无条件的遗赠。[27]因此，D. 35, 1, 22中的妻子即便再婚，也不必把财产交给Titius。但如果从遗赠人的角度看，他不知道法律禁止遗赠附解除条件，这显然是法律错误。如果法律规定附解除条件的遗赠无效，那就意味着救济法律错误，但如果法律只规定遗赠变成无条件的，则意味着不救济法律错误。
上述分析显示，尤里安的观点中，可救济和不可救济的法律错误兼有之。尤里安在说“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时，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这种案件（D. 35, 1, 21）。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效果会自动发生，行为人是否意识到条件成就不影响所有权的取得，这一点区别于事实错误。此时，法律错误不会给行为人招致任何不利。但如果案件类型有所变化，结论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反转（D. 35, 1, 22 ）。这样解释才符合罗马法的决疑论特质，过度的抽象是徒劳的。
比照尤里安的意见，彭波尼的态度就明朗多了。彭波尼在说“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两者殊异”时，其重点并不在“他人”和“自己”上，只是针对“遗赠的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的案件，而且此时法律错误并不会给受赠人带来任何不利。后来的注释法学派将彭波尼的意见抽象为“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借此主张对“内部错误”不予以救济，不免有误读之嫌。
（四）帕比尼安的意见
Papinianus, D. 22, 6, 7：对法律的无知不会给想获利的人带来利益，但也不会给请求返还的人带来损害。
Papinianus, D. 22, 6, 8：事实错误无害，哪怕是男性，也无关乎损害或是得利；法律错误有害，哪怕是女性，只要是关乎得利的：总之，只要是关乎避免自身损害的，即便是法律错误也无害。
如果将“法律错误有害”理解为罗马法的原则，那帕比尼安的意见无疑向这一结论投下了巨大的问号。帕比尼安也承认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确有不同，但法律错误可否救济须遵循以下标准：是想获利的人，还是想避免损害的人。逸失利益不予救济，实际损失则有可能。比起保罗的“原则加例外”，帕比尼安的标准更具冲击力。但不同于保罗的是，《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只摘录了帕比尼安的两条结论，而且未辅之以例解，这严重影响了后世对帕比尼安思想的解读。这里，笔者从第22卷第6章之外选取了帕比尼安关于法律错误的另外三条意见，以解明帕比尼安的意见针对的是怎样的案件。其中，Ulpianus, D. 16, 1, 6和Papinianus, D.16，1，7是不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Papinianus，D. 31，79是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
Ulpianus, D. 16, 1, 6：当保证人受一位母亲的委托为她不在家的儿子的财产管理人做保（intercessi）时，试问，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对保证人是否也有效？帕比尼安在《质疑录》第九卷说，保证人可以援用抗辩。考虑到他们作保是受母亲所托，即便是为财产管理人作保也没有差别。帕比尼安又补充说，如果保证的相对人不知道保证人的担保是受母亲的委托，那么保证人的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会遭遇抗辩的恶意反抗辩。
Papinianus, D. 16, 1, 7：因此，如果对方提出抗辩的恶意反抗辩，保证人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就会失效，即便是这样，保证人对母亲不能提出反抗辩。因为他不可能以对事实情况无所知为理由。但是，赋予保证人以对财产管理人的无因管理之诉应不会有违公平，因为依据元老院决议委托无效，而财产管理人也因此不必付钱给保证人。
Papinianus, D. 31, 79：寡妇以遗产信托的方式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块土地，信托的内容是寡妇在死亡时将该土地留给丈夫的解放自由人，而寡妇临终时却将土地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解放自由人。基于男庇主的遗嘱本应主张土地上的权利的自由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长期以来和其他自由人通过收获土地的果实生活。确定的是，自由人基于第一个遗产信托的请求，不因这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请求权·笔者注）被剥夺。
先看不允许救济的法律错误。D. 16, 1, 6和D. 16, 1, 7讲述了同一个案件，该案起因于罗马法对女性的歧视（保护）。公元46年，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SC Velleianum）禁止女性为他人作保。[28]这样的背景下，D. 16, 1, 6中的母亲甚至无法为儿子的财产管理人作保，只得委托他人。倘若是普通的委托，受托人在完成委托事务后，对委托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actio mandati contraria）。但本案的委托人是妇女，如果受托人（保证人）在完成委托事务（担保债务）后仍然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费用偿还的话，这和母亲自己作保没有区别，违反了元老院决议的宗旨。根据决议，母亲对受托人（保证人）有一个抗辩权（exeptio SC Velleiani ）。结果，受托人（保证人）承担了债务，却无法请求费用偿还。帕比尼安认为，受托人（保证人）当然可以援引元老院决议作为抗辩，但债权人也会提出恶意反抗辩（replicatio doli）：受托人（保证人）既然明知委托人是女性，那为什么还要接受委托，缔结一个有瑕疵的保证？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抗辩的恶意反抗辩”。同样的反抗辩，受托人（保证人）却不能向母亲主张，因为他知道委托方是女性，却不知道如果女性有抗辩权：这不是事实错误，而是法律错误！这种情况下，受托人（保证人）得不到来自错误制度的救济，只能在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之后向财产管理人提起无因管理之诉。这里的受托人（保证人），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想获利的人”。对女性的费用偿还请求是法律所禁止的利益，主张对法律的错误不会使该利益起死回生。
接着看可以救济的法律错误。D.31, 79中，丈夫在临终时将土地留给妻子，但不希望妻子随意处置，而是希望她最终交给自己指定的解放自由民。问题是，丈夫的希望如何实现。上文中提到过，丈夫不能说“如果你不愿把土地交给自由人，那遗赠就无效”，因为遗赠不能附解除条件，所以丈夫只好寄希望于妻子的“信义”。这种将寄希望于受赠人的“信义”的非要式死因赠与行为，称为遗产信托（fideicommissum）。[29]共和制时期，罗马法始终坚持认为“希望”不能转化为受益人的“请求”，但自奥帝起，遗产信托被赋予强制力（Inst. 2, 23,1; 2,25 pro.）。在这样的背景下，D. 31, 79中的自由民根据特雷贝里元老院决议（SC Tre-bellianum）本来有权请求遗产，但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默默接受了女庇主的临终安排，导致权利失效（longi temporis praescriptio ; D. 23, 2, 57）。这里的自由民，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请求返还的人”。依据法律，作为男庇主的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请求遗产，即便他不知道赋权规范的存在也不应因此遭受损害。
帕比尼安在D. 22, 6,7/8中所区分的“想获利的人的法律错误”和“请求返还的人的法律错误”，或可还原为“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D. 16, 1, 6/7）和“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D. 31, 79）。此时会发现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对法律错误的判断标准尽管措辞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就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继承人不知道自己有继承资格的案件（对“自己的权利”的错误），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信托遗赠的受益人不知道自己有请求权的案件，两者都是“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就不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遗赠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的案件，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保证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女性作保的案件，两者都是“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是一致的！[30]综上，再结合帕比尼安在古罗马的特殊地位，可以说，相比于保罗的“原则例外说”，帕比尼安的见解才是当时最广为接受的立场。[31]
（五）小结
罗马法中，法律错误的救济条件比事实错误严格。保罗认为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只有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是例外。但在保罗之外，拉贝奥、涅拉茨、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都曾对法律错误提出过独自的标准：拉贝奥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涅拉茨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原因在于法律的“确定性”；彭波尼和尤里安认为，行为人对自身权利状况的错误可以获得救济，例如，受遗赠人即便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也不影响遗产的取得；帕比尼安认为，法律错误只对“想获利的人”有害，而对“请求返还的人”无害，例如，依据法律，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向遗产的受赠人请求遗产，但出于无知未能行使权利，此时受益人的权利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失效。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的观点虽然措辞不同，但在案件处理上是一致的，即“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予以救济，而“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不予以救济。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
综上，罗马法中，救济和不救济的法律错误兼而有之，救济的标准可谓学说林立。被后世认为是“法律的无知有害”原则生身之父的保罗恰恰是众法学家中给出最苛刻标准的人。不得不说，后世对罗马法的总结未免失之偏颇。
三、罗马法上法律错误的诸类型—适用范围的问题
印发湛江市政府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湛江市政府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湛江市政府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规定》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湛江市政府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行政决策行为，提高决策质量，减少决策失误，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和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县（区）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见》（粤府〔2007〕85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行政决策分为一般行政决策和重大行政决策。
一般行政决策实行领导个人决定为主的决策方式；重大行政决策按规定程序进行并实行集体决定的决策方式。
第三条 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执行、监督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决策程序、拟订规范性文件程序，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包括下列事项：（一）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
（二）编制财政预算、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三）制定或者调整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
（四）研究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重大国有资产处置；
（五）制定土地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生态环境保护、住房保障、城市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
（六）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服务价格；
（七）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
（八）需要政府决策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市政府应不断完善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第六条 政府行政首长代表本级政府对重大行政事项行使决策权。
政府分管领导、政府秘书长协助政府行政首长行使决策权。
决策咨询机构、政府法制部门等应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法律等有关服务。
第七条 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一般应经过下列程序：
（一）决策启动；
（二）调查研究；
（三）可行性论证；
（四）征求意见；
（五）部门协调；
（六）合法性审查；
（七）集体讨论；
（八）结果公开。
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文件对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的提出和决策程序的启动，应遵循下列规定：
（一）政府行政首长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直接进入决策程序；
（二）政府分管领导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报政府行政首长确定是否进入决策程序；
（三）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或者下一级政府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经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报政府行政首长确定是否进入决策程序；
（四）贯彻落实上级政府、同级党委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有关决议、决定的实施意见，由政府行政首长确定后直接进入决策程序；
（五）有关单位收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建议、提案方式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应研究提出意见，经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报政府行政首长确定是否进入决策程序；
（六）有关部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政府决策的事项，可以向政府提出决策建议；政府办公室应在审查后将合理的建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经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报政府行政首长确定是否进入决策程序。
第九条 决策承办单位依照法定职权确定，或者由政府行政首长直接指定。
第十条 重大行政决策启动后，决策承办单位应开展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掌握决策事项有关情况。
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可以委托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进行调研。
第十一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在调研基础上拟订决策备选方案。对事关重大或者争议较大的事项，应拟订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决策备选方案。
第十二条 对重大行政决策备选方案，决策承办单位应进行合法性论证。
第十三条 对重大行政决策备选方案，决策承办单位应咨询专家意见或者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论证。
咨询、论证可以采用召开咨询会、论证会或者书面咨询等方式。
第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备选方案涉及相关行政机关职能的，应征求相关行政机关的意见。
被征求意见的行政机关应组织相关人员研究，明确提出意见。
第十五条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向社会公布决策备选方案，征求公众意见。
第十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举行听证会：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公众对决策方案有重大分歧的；
（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听证的。
听证会由决策承办单位组织，按照《湛江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和合法性审查制度》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听证会形成的听证报告应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将专家论证意见、职能部门意见、公众意见、听证各方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合理的应采纳；未予采纳的，应说明理由。
决策承办单位应根据合理意见对决策备选方案进行修改，形成决策方案草案及说明。
第十八条 有关部门对决策方案草案有不同意见的，由决策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提请政府有关副秘书长或秘书长主持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政府分管领导主持协调。
决策事项涉及多位政府分管领导且情况复杂、协调难度较大的，由政府行政首长或者其委托的分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对决策方案草案进行研究、协调。
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后，决策承办单位应根据协调意见对决策方案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第十九条 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的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在决策作出前应交由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二十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按照政府工作规则的规定，将决策方案草案提请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提请政府讨论决策方案草案，应报送下列材料：
（一）决策方案草案及说明；
（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
（三）可行性论证报告；
（四）有关单位、社会公众等意见的综合材料及采纳情况；
（五）合法性审查的书面结论；
（六）涉及决策事项的其他材料。
召开了听证会的，还应报送听证报告。
第二十一条 政府讨论决策方案草案，由政府行政首长或者其委托的政府领导主持进行，会议组成人员应充分发表意见。
会议主持人应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通过、不予通过、搁置、修改后再次讨论的决定。
政府讨论决策方案，应记录会议讨论情况及决定，对不同意见应特别载明。
第二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需要报同级党委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按程序报送。
重大行政决策依法应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的，应依法提请。
第二十三条 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后，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公开。
第二十四条 政府办公室应及时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工作任务和责任分解，明确决策执行单位和工作要求。
第二十五条 决策执行单位应根据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要求，制定决策执行方案，明确主管领导责任、具体承办机构和责任人，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确保决策执行的质量和进度。
第二十六条 政府分管领导应经常了解决策执行单位落实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有关情况，及时协调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多位政府分管领导且问题复杂的，可以提请政府行政首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完善落实决策的措施。
第二十七条 政府办公室负责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督促等工作，应采取跟踪检查、督促催办等方式，了解和掌握决策执行的情况、进度和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向政府报告。
第二十八条 政府应建立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决策执行单位发现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因不可抗力导致决策目标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实现的，应及时向政府报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有不适当的，可以向政府提出。政府应认真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的决定。
第二十九条 决策执行单位违反本规定，导致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不能正确执行的，依照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三十条本规定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